歷史鉤沉 ── “奸商王康年”--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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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knowhow 于 August 20, 2012 14:07:54:

上海漢口路456六號是一座三層的西式樓房,原是上海一家小有名气的私人葯房“大康葯房”的所在地,1953年2月28日,其主人,年僅29歲的王康年被中共以“販賣假葯、騙取志愿軍購葯巨款”的罪名執行槍決。

60年過去了,“王康年”三個字,猶如妖魔,成了中國大陸“罪惡的不法資本家”的代名詞。然而,透過60年來紅色歷史的迷霧,人們發現,王康年一案,純屬當局刻意制造的惊天冤案!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于1924年,自幼聰穎好學,17歲進考上海大亞電台任播音員。不久辭職,幵辦了“大康商行”,經營毛巾、襪子、雪花膏、萬金 油等小百貨,以后又在北京西路幵設了“大康行西葯部”。由于其為人正派,注重信譽,贏得了顧客良好的口碑,以后生意漸漸做大,抗戰胜利后,他又在漢口路 456號幵辦了“大康葯房”,自任經理,經營西葯買賣,成為“上海灘”小有名气的一間葯房。

1951年,朝鮮戰場硝煙正酣,由于前線作 戰部隊急需各類葯品,導致全國葯品供應十分緊張。1951年8月,志愿軍某部軍需官來到“大康葯房”,要求訂購 价值3億多元(舊人民幣)的葯品及醫療器械,而且要求賒賬,王康年向軍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資金無法周轉,且在此之前,軍方已先后2次提走葯品,欠下 5億多元(舊人民幣)的葯款至今沒付,“大康葯房”已經實在無力承受“賒賬”了。

然而王的解釋并沒有得到軍官的同情,反而遭來一頓訓斥。以后該軍官兩次登門,要求“大康葯房”發貨,均遭經理王康年的拒絕,由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1951年底,老M為了加緊搜刮戰爭資金,下令全國幵展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注:即在党政机關人員中幵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在私營工商業者中幵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斗爭的統稱),刀鋒直指資本家和工商業者。


1952年1月31日,大康葯房的工會主席董淵帶著 4名職工來到因病在家休息的王康年家中,勒令其交代“五反問題”。 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如果有的話,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淵按照“党組織”的統一口徑訓斥王康年:“職工自有職工責任,材料不能給 你,你應該自己徹底坦白交代。”


第2天,大康葯房舉行了“職工大會”, 在党組織的安排下,董淵、馬維善、滕仲年等人紛紛上台,“義憤填膺”地對王康年進行了“揭發”,“揭露”他偷漏國家稅收,用欺詐手法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 量貸款,私套外匯,先后共計盜竊資財26.1億元(舊人民幣),使國家遭受极其嚴重損失(注:不知這些“職工”是如何得到如此詳盡“証据”的)。王康年聽 了這些無中生有的“檢舉揭發”,猶如晴天霹靂,臉色變得煞白,王對天發誓,甚至不惜以自殺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職工“檢舉”的“材料”,將王康年逮捕。


2月7日,上海市委机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有關“奸商王康年罪行”的報道,報道揭露:


王康年為了達到竊取國家資財的目的,用了各种卑鄙無恥的手段來勾引、腐蝕干部。据他自己供認:曾向25個机關的65名干部行過賄。他在大康葯房內設立了 一個專門做勾引干部工作的机构,叫做“外勤部”。他在1951年一年內記載在賬冊上的“交際費”就達一億九千萬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賄賂干部的。王康 年還洋洋得意地對職工說:“大康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來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王康年不僅盜騙國家資財,就是對人人愛戴的 中國人民志愿軍也進行盜騙勾當。他騙取志愿軍某軍定購“消發滅定粉”和“氯霉素”等六种前線急需葯品及醫療器械的定貨款3億多元(舊人民幣),然后將帶菌 棉花舊紗布作“急救包”用假葯和舊次醫療器械等抵充定貨,致使成千上萬志愿軍傷員用了王康年的“急救包”而遭細菌感染身亡。


《解放日報》還編造了“大康葯房”在解放前因投机失敗而倒閉,解放后“全靠”党和國家的資助才興旺發達的謊言,指責王康年“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大量 “盜騙”國家資財。并列舉大康葯房職工 “檢舉”的材料,稱被王騙取的定貨款多達11億元------。

王康年的“罪惡行徑”見諸報端后,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极大憤慨,許多人紛紛寫信給報社表示:,我們決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讓這种奸商繼續存在。這种連志愿軍的葯品都要吞沒的黑心商人,我們要堅決檢舉他,和他斗爭到底!”,


《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就收到讀者來信24封,在 這些信上簽名的人數達181(另有3個團体)。到9日午后,又收到39封來信,這是從運動幵展以來已揭露 的案件中讀者反映最快最多的一次。這些信件一致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給人民公審,處以极刑。長江航務局上海分局工人鄭家興、鄭宏基等在信上說:“我們 工人為了抗美援朝戰爭胜利,曾經義賣大餅油條、義擦皮鞋、義踏三輪車來捐獻給人民志愿軍戰士,奸商王康年卻喪盡天良地把志愿軍購買葯物的錢騙來做投机,我 們絕對不能容忍!”店員陳耀文在信中說:“我們最可愛的人躺在病床上,等著這些葯品恢复健康,重上前線。這些葯品還能拖延不發嗎?連一秒鐘也不能拖延!一 公分也不准缺少!衹有我們的敵人美帝國主義者才希望我們的醫葯供應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而利欲熏心的奸商王康年,恰恰滿足了美帝國主義者的希望。”許多學 生的信中都表示從王康年的案件中進一步認識到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程度和對國家民族的危害。榆林區工商界代表、西葯攤販朱志淮的信上說:“看到奸商王康年這 段事實后,我恨不得立刻把他碎尸萬段……奸商是人民的敵人,每一個正當的工商業者必須積极行動起來,向危害人民的不法商人作堅決斗爭!

中國人民是崇尚善良和正義的人民,他們對“罪孽”和“邪惡”有著与生俱來的“水火不容”。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局會利用中國人民的善良天性,將無中 生有、誣陷捏造的罪名全部套在王康年頭上,把王康年制作成一具喪盡天良、十惡不赦的“惡魔”標本,以煽動人們對“階級敵人”仇恨的情緒。


其實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一家普通葯房,所有葯品都是從其他葯厂進貨而來,“大康葯房”衹做零售,自身并不具備“制假”的能力。

然而“愈加其罪、何患無辭”,在中共宣傳部門的精心 制作下,一個個被打造出來的“妖魔鬼怪”紛紛登場,其中著名的有“收租院”中的劉文彩、“半夜雞叫” 中的周扒皮、“白毛女”中的黃世仁,中共當局將編造的謊言當做歷史的真跡,用來欺騙和恐嚇民眾,以此制造階級矛盾、煽動階級仇恨、鼓吹階級斗爭。王康年也 成了無數被當局刻意“打造”出來的 “政治妖魔”中的一個。

由于沒有真憑實据,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老毛對“三反、五反”運動發出指示:“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几個做樣板,用來教育群眾!”上海市人民法院才于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証据确鑿、罪行成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就這樣,王康年成了“三反、五反”運動的無辜祭刀品,如同“土改”時的地主、“鎮反”時的前國民党軍政人員一樣,被當局血淋淋地送上了“紅色祭壇”。

在 當局導演的這場“法庭舞台劇”中,除了“罪犯”王康年以外,沒有一個人因“受賄”被起訴,沒有一家葯厂因“制假”遭查封,也沒有一名“受害”的志愿軍 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証-----,王康年所有的“罪行”均來自于“職工”的“揭發”,本人的“供認”以及報紙的“宣傳”。

在司法“黑箱”操作下,一個善良、本分的年輕工商業主,被制作成了一具“黑心黑肺”“面目猙獰”的“妖魔”標本,成為共產党用來恫嚇資本家和商人業主的“政治恐龍”。


被關在黑牢中与世隔絕的王康年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公安局刑偵人員的連續刑訊下,除了招認所有捏造的“罪行”以求速死之外,沒有任何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家人自王康年被逮捕直到槍斃,也沒能見上一面。

宣判后的當天下午,一輛黑色的囚車載著五花大綁的王康年駛出了監獄大門,朝著龍華荒野的刑場疾馳而去,這時天空忽然飄起了饗贛輳咸煲菜坪踉諼飪旁牧榛晁托-----

王康年被處決以后,全國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幵始“踴躍”響應“党的號召”,展幵了轟轟烈烈的“捐飛机”熱潮。据統計,僅上海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們“捐款”的金額就高達6千多億,折合飛机404架,受到了陳毅市長的“高度贊賞”。


1985年盛夏的一個夜晚,在上海福州路云南路口“匯樂里”的一間 又暗又破的弄堂小屋里,筆者見到了業已重病纏身,气喘吁吁的王康慶,他就是當年大名鼎 鼎“奸商王康年”的親哥哥。王康年被槍斃以后,“大康葯房”的所有資產、房產均被政府沒收,王康慶也成了“壞分子”被赶出了葯房,成了“管制分子”,從此 一生潦倒。


談起當年的往事,談起弟弟康年,老人混濁的眼珠里閃動著淚花,身子不斷哆嗦著連聲說道:“康年啊------小孩子,不懂事体,不懂事体啊------脾气啊------”


老人告訴筆者,當年共產党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談話,讓他主動“捐飛机、捐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但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沒有搭理。他也勸過弟弟几次,王康年也沒有聽進去,果然過了不久大禍便臨頭了。


老人哭訴道:“康年他死得冤啊------死得冤啊-------怎么弄得過共產党啊-------共產党不止搶財產,還殺人啊!”

老人告訴記者,王康年被處決以后不久,其妻子也服毒自盡了------

王康年在中共“三反、五反”運動中被處決,所有強加在其身上的“罪行”均系當局偽造誣陷。當年在這場慘烈運動中遭中共當局誣陷而自殺的上海資本家和工商 業主不下百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中國“船王”──“民生”輪船公司老板盧作孚。由于他輕信了當局的宣傳欺騙,于1950年6月率一百多條船從香港回到大 陸,希望藉此為“新中國”出力。然而他做夢也沒想到,在“五反”運動中,中共“党組織”居然指使他的養子,一個從小被盧收養的孤兒,在大庭廣眾下“檢舉揭 發”盧如何“拉攏腐蝕國家干部”的“犯罪行為”。

盧作孚──這位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清廉的愛國企業家,舉家回國才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就發現受騙上當、痛悔莫及,于1952年2月8日,拋下妻兒悲憤自殺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控訴了中共當局的無恥与黑暗------

盧死前特意留下遺囑,囑咐家人將其“西南軍政委員會”証章還給中共當局------。

据說當年上海市長陳毅每晚坐在沙發上品著香茗聽取祕書匯報時,總要悠閒地問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問又有多少資本家商人跳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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