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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紫色牛蜂 于 September 02, 2009 15:55:35:
回答: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1 由 紫色牛蜂 于 September 02, 2009 15:54:59: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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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