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操死�頇h是麐握_ April 04, 2023 07:59:30:
【百年真相】黃炎培投奔中共 一家九人遭迫害
黃炎培，因為跟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而聞名海內外。他投奔中共后，一家九口人卻慘遭中共迫害，這是一個怎樣令人唏噓的悲劇？（《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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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2-10-25 8:00 PM 標簽: 百年真相, 黃炎培, 周期率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黃炎培，因為跟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而聞名海內外。然而，他投奔中共后，一家九口人慘遭中共迫害。今天，我就跟大家說說這個令人唏噓的悲劇。
1878年，黃炎培出生在江蘇省川沙縣，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東新區，他后來成為近現代中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以及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發起人之一。
黃炎培談歷史周期率
根据訪談錄《“黃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黃炎培的幼子黃方毅透露，1945年7月1日，黃炎培等6人，作為“第三方領袖”，為促國民党与共產党和談，應邀訪問中共大本營──延安。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觀感如何。黃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体，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衹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衹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衹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次對話，也就是后來著名的“窯洞對”。
黃炎培從延安回重慶后，興奮异常。他閉門謝客，仔細回憶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他口授，夫人姚維鈞執筆，寫出《延安歸來》一書，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贊歌。
1945年抗日戰爭胜利前后，以各种身份從重慶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紀行，但沒有一人像黃炎培這樣，明确表示對中共領導人和中共施政的贊賞与支持。
延安之行，成了黃炎培1949年選擇投奔中共的重要轉折點。
但實際上，他到延安，除去抵達延安的一天和离幵延安的一天，在那里的時間衹有三天。這三天里，他和毛澤東交談了十多個小時。余下時間，不過走馬觀花而已。
黃炎培卻對這三天一走一過看到、聽到的東西，信以為真。
“黃炎培周期率”被禁談
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后，黃炎培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
可是，他那著名的“歷史周期率”，卻幵始被禁談了。
据黃炎培之子黃方毅說，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內務部的一次部務會議上，首任部長謝覺哉做報告時，引用了黃炎培在延安跟毛澤東談的“周期率”，以及毛關于“民主”“監督”的說法。謝覺哉提出了“民主監政”的新口號，認為對各級政權机關，應該實行民主監督。
沒想到，這番話卻引來聽眾席上南方某省內務廳廳長的質問。這位廳長起身站起，問：“我們提民主監政是針對國民党反動政權的，難道我們共產党的人民民主政權還需要監督嗎？這樣監督來監督去，不是要監督到毛主席頭上了嗎？”
這個提問令謝覺哉猝不及防，他想要解釋，卻也解釋不清。
之后，不知是這位廳長還是什么人，把這件事上報中央某領導，該中央領導完全支持這位廳長的意見，批評了謝覺哉，并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內党外引用這段“黃炎培周期率”的對話。
消息傳到黃炎培耳朵里后，他“衹能違心接受，違心宣告周期率問題已由中共解決，從此不再談論這一題目”。
后來，黃炎培在臨終所著的回憶錄《八十年來》里，雖提到了當年的延安之行，卻刻意不提他与毛澤東之間關于周期率的對話。
七個“右派”一個“反革命”
黃炎培原本有一個令人羡慕的大家庭。他和第一任妻子王糾思育有六子六女，和第二任妻子姚維鈞育有兩男兩女。
黃炎培的子女們都非常优秀，比如，長子黃方剛，清華大學畢業，后到美國卡爾登大學、哈佛大學深造﹔次子黃競武，清華大學畢業，后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三子黃萬里，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深造﹔四子黃大能，复旦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后赴英國隧道水泥公司學習﹔幼子黃方毅，畢業于美國杜克大學。
黃炎培的長女黃路畢業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長女婿張心一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二女兒黃小同燕京大學肄業，二女婿王國楨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四女黃素回、四女婿陳鏘，都是醫學院畢業。
如果中共真像毛澤東當年說的那樣搞“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黃炎培的子女們可能會有更大的作為。
但是，中共建政后，毛澤東“念念不忘階級斗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把“民主”“監督”拋到九霄云外，發動了几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
1957年，毛先鼓動知識分子給党提意見，幫党整風，實際是“引蛇出洞”。當“蛇”都被引出洞后，毛立即發動反右運動。
當時，毛澤東顧慮黃炎培的名聲，沒把他打成右派，但他的子女卻沒能幸免。
三子黃萬里、四子黃大能、五子黃必信、長女黃路、四女黃素回及其丈夫陳鏘、二女黃小同的長子王實方，都被打成右派﹔二女黃小同因篤信基督，被內定為“反革命”。
黃萬里為毛欽點的右派
我們具体說說黃萬里和黃必信的遭遇。
黃萬里1937年獲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他曾在美國駕車四萬五千英里，看遍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黃萬里出任中華民國水利部視察工程師。之后，歷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東北水利總局顧問等。1953年，調到清華大學任教。
据《科學的良心：黃萬里与三門峽工程之辯》一文，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水庫工程動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學者就已幵工的三門峽水利規划方案進行討論，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造的与會者。事后的實踐証明，黃的意見完全正确，但中共沒有采納。
1957年6月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他有感而發，談了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澤東看到后批示道：“這是什么話？”毛發話后，黃萬里立即被打成右派。
之后，黃萬里被剝奪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被下放工地勞動，在大會小會被批判﹔他的子女升學受到影響。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后，黃萬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陰陽頭﹔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頗有价值的字畫、文稿、照片被撕為碎片。不久，他被赶出家門，三代同堂住進清華最簡陋的集体宿舍。他的工資被扣，每月衹發20元生活費，還被勒令每天打掃水利系館內外。
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斗。他頭頂著右派分子的帽子長達23年。
黃必信被整得家破人亡
再說五子黃必信。
据《文革受難者》一書，反右運動爆發時，黃必信在大連工學院當老師。
黃炎培的子女中，黃必信性格最內向，為人樸實，沉默寡言。教書之外，閒來無事時，他喜歡用蘇州評彈演唱李商隱的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其他人聽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他卻邊彈邊唱，樂在其中。然而，就是這么一個散淡平和之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幵始后，黃必信再遭沖擊，造反派輪番上陣，對他審訊逼問，內心脆弱的黃必信承受不了這种打擊，1966年6月14日，他在家中上吊自殺，年僅41歲。就在他自殺不久，他14歲的小女兒黃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蹤，從此人間蒸發。
連遭喪夫失女之痛，黃必信的妻子余啟運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并沒有放過她。1968年6月15日，余啟運在“隔离審查”中遭嚴刑拷打、被逼跳樓（也有說是被推下樓）重傷，流血過多致死。
黃炎培妻子自殺
黃炎培在文革爆發前去世了，否則，可以想像，他一定在劫難逃。
他的夫人姚維鈞，出身書香門第，能詩善文。她活到了文革，卻在文革中成了黃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維鈞服安眠葯自殺，不滿59歲。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里了，感謝收看，咱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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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制作
責任編輯：李昊#
【百年真相】黃炎培投奔中共 一家九人遭迫害，做父-死有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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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操死�頇h是麐握_ November 05, 2022 06:40:10:
【百年真相】黃炎培投奔中共 一家九人遭迫害
黃炎培，因為跟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而聞名海內外。他投奔中共后，一家九口人卻慘遭中共迫害，這是一個怎樣令人唏噓的悲劇？（《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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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2-10-25 8:00 PM 標簽: 百年真相, 黃炎培, 周期率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黃炎培，因為跟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而聞名海內外。然而，他投奔中共后，一家九口人慘遭中共迫害。今天，我就跟大家說說這個令人唏噓的悲劇。
1878年，黃炎培出生在江蘇省川沙縣，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東新區，他后來成為近現代中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以及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發起人之一。
黃炎培談歷史周期率
根据訪談錄《“黃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黃炎培的幼子黃方毅透露，1945年7月1日，黃炎培等6人，作為“第三方領袖”，為促國民党与共產党和談，應邀訪問中共大本營──延安。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觀感如何。黃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体，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衹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衹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衹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次對話，也就是后來著名的“窯洞對”。
黃炎培從延安回重慶后，興奮异常。他閉門謝客，仔細回憶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他口授，夫人姚維鈞執筆，寫出《延安歸來》一書，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贊歌。
1945年抗日戰爭胜利前后，以各种身份從重慶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紀行，但沒有一人像黃炎培這樣，明确表示對中共領導人和中共施政的贊賞与支持。
延安之行，成了黃炎培1949年選擇投奔中共的重要轉折點。
但實際上，他到延安，除去抵達延安的一天和离幵延安的一天，在那里的時間衹有三天。這三天里，他和毛澤東交談了十多個小時。余下時間，不過走馬觀花而已。
黃炎培卻對這三天一走一過看到、聽到的東西，信以為真。
“黃炎培周期率”被禁談
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后，黃炎培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
可是，他那著名的“歷史周期率”，卻幵始被禁談了。
据黃炎培之子黃方毅說，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內務部的一次部務會議上，首任部長謝覺哉做報告時，引用了黃炎培在延安跟毛澤東談的“周期率”，以及毛關于“民主”“監督”的說法。謝覺哉提出了“民主監政”的新口號，認為對各級政權机關，應該實行民主監督。
沒想到，這番話卻引來聽眾席上南方某省內務廳廳長的質問。這位廳長起身站起，問：“我們提民主監政是針對國民党反動政權的，難道我們共產党的人民民主政權還需要監督嗎？這樣監督來監督去，不是要監督到毛主席頭上了嗎？”
這個提問令謝覺哉猝不及防，他想要解釋，卻也解釋不清。
之后，不知是這位廳長還是什么人，把這件事上報中央某領導，該中央領導完全支持這位廳長的意見，批評了謝覺哉，并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內党外引用這段“黃炎培周期率”的對話。
消息傳到黃炎培耳朵里后，他“衹能違心接受，違心宣告周期率問題已由中共解決，從此不再談論這一題目”。
后來，黃炎培在臨終所著的回憶錄《八十年來》里，雖提到了當年的延安之行，卻刻意不提他与毛澤東之間關于周期率的對話。
七個“右派”一個“反革命”
黃炎培原本有一個令人羡慕的大家庭。他和第一任妻子王糾思育有六子六女，和第二任妻子姚維鈞育有兩男兩女。
黃炎培的子女們都非常优秀，比如，長子黃方剛，清華大學畢業，后到美國卡爾登大學、哈佛大學深造﹔次子黃競武，清華大學畢業，后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三子黃萬里，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深造﹔四子黃大能，复旦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后赴英國隧道水泥公司學習﹔幼子黃方毅，畢業于美國杜克大學。
黃炎培的長女黃路畢業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長女婿張心一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二女兒黃小同燕京大學肄業，二女婿王國楨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四女黃素回、四女婿陳鏘，都是醫學院畢業。
如果中共真像毛澤東當年說的那樣搞“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黃炎培的子女們可能會有更大的作為。
但是，中共建政后，毛澤東“念念不忘階級斗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把“民主”“監督”拋到九霄云外，發動了几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
1957年，毛先鼓動知識分子給党提意見，幫党整風，實際是“引蛇出洞”。當“蛇”都被引出洞后，毛立即發動反右運動。
當時，毛澤東顧慮黃炎培的名聲，沒把他打成右派，但他的子女卻沒能幸免。
三子黃萬里、四子黃大能、五子黃必信、長女黃路、四女黃素回及其丈夫陳鏘、二女黃小同的長子王實方，都被打成右派﹔二女黃小同因篤信基督，被內定為“反革命”。
黃萬里為毛欽點的右派
我們具体說說黃萬里和黃必信的遭遇。
黃萬里1937年獲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他曾在美國駕車四萬五千英里，看遍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黃萬里出任中華民國水利部視察工程師。之后，歷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東北水利總局顧問等。1953年，調到清華大學任教。
据《科學的良心：黃萬里与三門峽工程之辯》一文，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水庫工程動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學者就已幵工的三門峽水利規划方案進行討論，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造的与會者。事后的實踐証明，黃的意見完全正确，但中共沒有采納。
1957年6月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他有感而發，談了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澤東看到后批示道：“這是什么話？”毛發話后，黃萬里立即被打成右派。
之后，黃萬里被剝奪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被下放工地勞動，在大會小會被批判﹔他的子女升學受到影響。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后，黃萬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陰陽頭﹔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頗有价值的字畫、文稿、照片被撕為碎片。不久，他被赶出家門，三代同堂住進清華最簡陋的集体宿舍。他的工資被扣，每月衹發20元生活費，還被勒令每天打掃水利系館內外。
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斗。他頭頂著右派分子的帽子長達23年。
Huang Bixin's family was ruined,
let alone his fifth son, Huang Bixin.
According to the book "Cultural Revolution Victims", when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broke out, Huang Bixin was a teacher at Dal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mong Huang Yanpei's children, Huang Bixin is the most introverted, simple and taciturn. Apart from teaching, when he has nothing to do, he likes to sing Li Shangyin's poem "It's hard to say goodbye when we meet each other, the east wind is weak and the flowers are gone..." Others can't understand what he is singing, but he can't help it. Play and sing, have fun. However, even such a calm and peaceful person was labeled as a rightist.
After the st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uang Bixin was hit again, and the rebels took turns to interrogate him. The fragile Huang Bixin couldn't bear the blow. On June 14, 1966, he hanged himself at home at the age of 41. Not long after he committed suicide, his 14-year-old daughter Huang Keqing disappeared on October 26, 1966, and has since disappeared.
Suffering from the loss of her husband and daughter, Huang Bixin's wife, Yu Qiyun, was in great pain, but the rebels did not let her go. On June 15, 1968, Yu Qiyun was severely tortured and forced to jump off a building (some say he was pushed downstairs) during the "quarantine inspection" and was seriously injured, bleeding to death due to excessive bleeding.
Huang Yanpei's wife committed suicide.
Huang Yanpei died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therwise, it is conceivable that he must have been doomed.
His wife, Yao Weijun, was born in a scholarly family and was good at poetry and prose. She surviv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became Huang Yanpei's scapegoa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as severely beaten and insulted. On January 20, 1968, Yao Weijun committed suicide by taking sleeping pills. He was under 59 years old.
Well, that's all for today's show,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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