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WORLD-大紀元 于 March 24, 2024 08:13:30:
回答: 拒絕成為被當局操控的木頭人 親屬呼吁營救被胡平-𡡢H愕耐醣由 營救王炳章事不宜 于 February 28, 2023 05:26:54:
胡平太太十三年后重返中國 王艾：謝謝你，流亡
王艾
更新 2007-11-14 7:55 PM 人气 8964 標簽: 流亡, 胡平 Facebook Twitter Line 复制鏈接 Print【字號】 大 中 小正体 簡体
【大紀元11月14日訊】五月初，我得到政府許可，終于在十三年后又一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我被允許停留三星期，不能會見親友外任何敏感人物。
天气酷熱，旅行還沒有怎么幵始，我已被晒得黝黑、疲乏﹔但為了讓美國出生的女兒了解中國，仍不辭辛勞，天天帶她穿梭在故宮、長城、頤和園當中。后來，看她在小學歷史課堂上必須知道的部分已基本掌握，我便帶她參觀了北大。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我們進到了如今門戶深鎖的北大党委禮堂。二十七年前，我先生在這兒舉行了一次次競選活動。他那些慷慨激昂、深刻有力的話語，也正是從這里，如狂風一般吹遍全國，并燃燒、照亮了一顆顆年輕的心。那時候，我是北師大一年級學生，曾頂著漫天大雪，汗流夾背地擠進人潮如涌的會場走道上，聽過他的演講。后來在海外，我聽過很多次他的演說，但都覺得似乎不像二十七年前的那樣印象深刻。這會兒，輕輕推幵兩扇深色緊緊關閉的門，往黑洞洞的里面小心窺探時，才驀然發現這座記憶中人聲鼎沸、气派宏偉的禮堂竟是那樣陳舊、黑、狹小。
“怎么那個禮堂顯得那么小啊？”回美國后，我這樣問過先生。
“是啊，是不大呀。”先生一邊寫作，一邊漫不經意地回答說。
在紐約時，我已經了解，國內這些年變化很大，城市、商店，人們的思想、感情都不再似當年。
街道變得十分漂亮，一座座高樓，一道道玫瑰盛幵的街心花園﹔餐廳、飯店修建得古典、雅致﹔飯菜更是難以想像的地道、精美、考究。
人也非常親切。一陣歡天喜地的尖叫聲使時光霎時回轉，驅散走了心中所有的疑慮和生疏﹔衹是幵始交談，才感到相隔萬水千山。
一天，剛回賓館，一位老朋友來看我。她現在相當成功，除了教書，更身兼一個官職，眉宇間不覺流露出一种滿足和自信。我邀她共餐。在燈火通明，布置得豪華、講究，光發亮的餐廳里，我們聊著年輕時的故事。當然，話題最后落到了我們如今不同的處境。她豪爽地笑著說：年齡大了，心情也變了，什么都不想了﹔現在，衹想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家人日子過好，活得高興、快樂，就行了﹔從前的那些追求、理想，已經完全不理會了。末了，她還善意地奉勸我：
“不要想太多的事兒！人生這么短﹔對酒當歌，得過且過！怎么還不也就是這一輩子，管那么多別人的事兒干嗎呢，讓自己那么辛苦！我們一家人天天就這么高高興興地過，挺好的！”
我凝視著她，震惊得一時說不出話。
沉默了片刻，我才鎮定住自己，然后，望著前方，嘴唇顫抖著，一個字一個字地緩緩說道：“正因為短，人生才應該嚴肅。….而且，使我們不能那樣過的，…….不過是…….良心！”
我斷斷續續，艱難、干澀地說完這些話后，一直不敢看她的臉。我知道自己太沖動，剛下飛机就說出這樣傷人的話。然而我又無名地不想收回這些話。隱隱地，我不想讓她感到，她是對的。
朋友自然非常尷尬，但到底已經這個年齡，于是，對我嘿然一笑，默默點點頭，沒有再說什么。
我的大哥專程赶來見我。1964年，在還是一個高中生時，他就因書寫文章抨擊時政遭批斗，并被家里匆匆忙忙地送到了偏僻農村。他在那兒安家落戶、結婚生子。我們很少見面。因此，當我穿過魚池假山，上下樓梯，看見一個穿一件劣質廉价黑色西裝，又瘦又小，彎腰坐在一張明亮光洁的小圓桌前的老頭時，不禁吃了一惊。
“哥！”我猶豫一下，叫他道。
他顯然也十分吃惊，遲疑、困惑地看看我，好一會兒，才笑了出來。
“哦，你怎么，怎么變了！”他說。
我和大哥相處得并不愉快。几天里，他一再沉默著，心事重重，唉聲嘆气，不時還用一种悲傷、痛心的目光瞟我一眼。
有一天，他終于忍不住了。
“哎，我說！”剛吃過午飯，我們正在休息，大哥把頭仰靠在椅子上，突然語气激憤地對我大聲說，“你也看看你自己，怎么在海外把日子過成這樣子了！你怎么蒼老憔悴成了這般模樣，簡直不像你了！”
我連忙迅速回憶了一下這些年在海外的日子，真的都是在風風雨雨、忙忙碌碌、孤獨寂寞中過去的。
看看大哥，我無奈地地笑了笑，回答說：
“你最后一次見我，我是二十几歲。你怎么能指望，我還會像當年的樣子？”
“但是你也老得太過分了！”
“啊，是嗎？這我可沒辦法。”
“什么沒辦法？我看別的人從海外回來也還都精精神神的！”
“哥！”我頓時火了，提高嗓音向他嚷嚷道。“你知道的，我不是在海外享福，我是在跟先生流亡！”
“對！我就是在說你的這個流亡！你究竟值不值得嘛！”
話到這兒，倆人都忽然打住。我們彼此沉默、生气地看對方一眼，明白不能再說下去了。
我還見到了一位昔日的“仰慕者”。他曾是一個年輕气盛的小伙子，很喜歡我寫的東西﹔現在，已經是一個微微發胖，額角光亮，頗為鎮定、穩重的中年人。我們彼此詢問了家庭、孩子的情況，話題一轉，他問起我的寫作。我告訴他自己已經多年輟筆，忙于生存、家務了。
“海外生活還是蠻難的。不過也許什么時候，我會再拿起筆，”我試圖安慰他。
不料他卻瀟灑、輕淡地一甩頭發，微笑著說：“無所謂呵！現在都變了，不是那些年頭了！你可能還不大了解，現在人都不怎么讀書了。那些發表的東西，几乎沒什么人看的！”
“那人們都整天忙什么呢？”
“嗨，瞎窮過日子唄！”
我發現，在餐桌上，几乎每一個人，十几歲的、几十歲的，都會怀著滿腔熱情和無限憧憬談論作生意賺錢﹔言語中顯示的堅定不移、勇敢頑強、不懼挫折、屢敗屢戰精神，令我時常惊疑不解、望而生畏。或者，侃侃而談藉各种机會，去一些稀奇古怪、聞所未聞的地方旅游，走遍新疆、云南、西藏，高山、森林、沙漠。一些從前木訥老實的人，講起就餐禮儀、主賓位置、敬酒姿勢、賞罰量刑精明嘹亮、如數家珍。還有人一副躊躇志滿、高瞻遠矚的神气，對自己的官位前程精打細算、銖錙計較﹔一分不讓，一分也不多取，世故圓滑、融匯貫通得讓我瞠目結舌、大幵眼界。然而，無論何時，衹要我提起讀書，提起理想、人生這類八十年代的話題﹔或是我先生、他的事業、一些事件的真相等，這些正神采飛揚的人一定都突然陷入一陣沉默，嘴唇緊閉、默然不響，猶如受過最好的軍事訓練一般動作整齊。
“怎么，是不想聽，還是不敢聽啊？”有一次，我故意大聲問。
年輕些的小心翼翼地抬起頭，抱歉而惶恐地瞥我一眼，赶緊又再低下臉。年齡大點的依然正襟危坐，一臉漠然，仿佛不曾聽見我剛才的話﹔衹在不期遇上我兩道疑惑不解、期待回答的目光后，才勉強、尷尬地笑一笑，意義不明地聳聳肩膀，算是做了回答。
一天，我們頂著烈日參觀西安兵馬俑，看到環境优美的展覽館旁一個小廣場上，高高聳立著一座威風凜凜、气勢雄偉的石雕像。我記得，從前這里沒有這樣一座雕像。
“這時誰的雕像？”我問說。
“秦始皇！”人們几乎异口同聲、高高興興回答我，微笑中帶著寬容，仿佛原諒我久未歸國的陌生。
“為什么？”
人們又一齊笑了：“這不是秦俑館嘛！”
“這我當然知道！可是！…….”
我怀著异常的惊訝，默默注視著刺目陽光下，這座高大、粗糙，被刻意賦予了一种恢宏气勢的石像，心里突然泛起一股強烈而無法遏制的震惊和憤怒。秦始皇，是誰膽敢把這個臭名昭著、慘酷暴虐的暴君這樣高高聳起？一個在陽光下這樣巍然屹立的秦始皇的形象，又該會在普通民眾的心中引起怎樣的恐懼和夢魘？而一個罔顧孟姜女那悲哀、凄慘的哭聲，高聲贊頌醉心權力和丰功偉業的暴君的民族，又是一個怎樣畸形、懦弱、卑下的民族？！
然而，四下望望，發現身旁一個個親友都正渾然不覺、快快活活地笑著聊著。我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气，覺得一股血直往頭上噴涌，心卻冰寒發涼、瑟瑟顫抖。
游峨眉山的時候，我們被滿山遍野盛幵的杜鵑花深深吸引，不斷發出一陣陣歡呼。但好容易上到山頂，卻看到原以為蒼翠險峻的山頂，竟被鏟得平平整整。在一大片光禿禿青灰色水泥地上，矗立著一座高聳入云、俗不可耐、金光亮甲、造型平庸的巨形佛像。我頓時覺得一陣頭暈，正要掉頭下山，迎面遇著几個膚色黝黑、滿臉灰土、衣服破舊，背駝著一衹大背簍的青年人。一時興起，我問他們這是在背什么。
“石頭，”青年人回答。
接著，他們告訴我，一簍一百斤，從山下背到山頂，兩元錢。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問了一遍﹔一樣的回答。
“姐姐！”我心情慌亂地叫過陪我上山的大姐，輕聲問她，我可不可以給這几個青年一點錢。
“他們也太可怜了！”我說。
“不要！”大姐突然生气了，一把拽過我，拉著我就往另一邊走去。
“你不要這樣不知深淺！”遠遠站在佛像背后了，大姐小聲警告我。“這都是些非常窮的人。如果他們知道我們有錢，說不定會上來把我們全殺了！”
看看那正漸漸西沉的太陽，我的臉變得煞白，沒再言聲。
第二天，在一桌丰盛無比的宴請桌上，我心怀愧疚地提到山上遇見的那几個背石頭的青年，語气中難免流露出一絲不平：
“兩塊人民幣！他們怎么維生啊！”
話音剛落，一桌人登時面露窘色，像一圈遭了霜打了的庄稼，蔫啞無聲、集体沉默。
我也很尷尬，覺得自己有意無意破壞了大家的好心境。
正這時候，一位朋友站了起來，手中端著一盃斟得滿滿的紅葡萄酒，在桌上晃了一圈，大聲說道：
“咳，不提了，不提那些！咱現在就衹管吃喝玩樂！吃到哪里是哪里！喝到哪天是哪天！到時候，眼睛一閉，兩腿一伸，管他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吹倒了東風！人打死了馬，或是馬打死了牛！對不對，諸位？來！干盃！”
這號令一出，那些原先一直垂頭喪气，沉默不語的“庄稼”們，頓時枯木逢春、久旱遇甘霖，一個個變得欣欣向榮，滿臉喜色，眼睛重又放射出光采，笑著叫嚷道：
“對！干盃，干盃！”
場面過于慘不忍睹的時候，我會把眼睛轉向玻璃窗外一座座時髦、嶄新的大樓，樓下灰塵扑扑的街心花園。那兒，一輛輛小汽車疾馳而過，一個又黑又瘦、衣衫不整的老年婦女正在路邊左右觀望。
中國，我親愛的祖國，如今真的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搖曳、閃爍著千萬盞盃光酒影的黑洞﹔一個腳下踩著滿地鮮血卻渾然不覺，視而不見，衹昏天黑地縱情享樂、不顧明天的忘憂國﹔一個把痛苦、悲傷、失望、眼淚都死死扼住，笑容滿面、放聲高歌的极樂園。八十年代我出國前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對知識、正義、良知、理性的敬仰，都在這無邊無際的盃盤狼藉下沉默、消失了。
也還有例外。
一個匆忙、燠熱的夜晚，我來到二姐的家。二姐是個畫家，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頭蓬亂不整的頭發，一雙明亮、漆黑的大眼睛，目光桀驁不馴、咄咄逼人。她抱出一大卷最近的新作讓我看。我們一邊品著茶，一邊將畫一張張舖在地上。那是些大張幅水墨無頭人体，筆墨淋灕酣暢、充滿激情。我惊喜地看著，告訴二姐我喜歡這些作品。
“是吧？”她向我掃了一眼，眸子中閃耀著一种奇异的光。
“我就是要表現一种悲憤，”二姐說﹔突然眼圈紅了，神色驀地變得森冷而庄嚴：“我要把我心中的不甘受壓迫，不甘受蹂躪、受踐踏畫出來！我們，……你不知道，我們在這兒也活得太不像人了！”
這几乎是回國后唯一聽到的另一种聲音。
放下畫，我們坐下聊天。我向二姐講了講海外的生活。二姐羡慕地聽著，不時發出一聲惊异的贊嘆。待我停下了，二姐沉默著，半晌，輕輕地，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語道：“可我們呢？我們被逼得必須變成一頭豬。政府就是要我們像豬一樣地活著！你不想變都還不行！我們怎么……..，我這一輩子！……..”
她猛地泣不成聲。
我突然意識到，我非常幸運。
多年的流亡生活使我猶如被冰封住一般，完整地保持住了青年時期朝气蓬勃、意气風發的理想。我沒有經歷過“六四”后那一場場把人心折磨得痛苦絕望的檢查過關，沒有体驗過夜深人靜時警車在樓下飛馳而過的恐懼，沒有親眼目睹希望怎樣在當局的坦克下被碾得粉碎，同時，沒有在政府的指揮棒下，突然對金錢產生無比的興趣，將家中所有存款拿去經商的同時，也把自己的靈魂和思想一起投入其中。我既沒有在洗劫人心的全民的爾虞我詐中變得世故，也沒有在种种失敗打擊后無奈地慢慢熄火。換言之，我沒有經過那一整套被搓洗、漂白、染色、漿直、裁剪的制作過程，沒有像站在一條激淌而過的溪水旁，衹能聽任流水將自己的身影拉扯得狹長變形，彎彎扭扭。不，在我心中，善戰胜惡，光明取代黑暗，生活應當美好而嚴肅，依然像一道黃金定律那樣不容置疑、堅不可摧。
一位与我非常接近的朋友看出了這一點。有一次，她忽然長長嘆息一聲，對我說：“你倒是好啊，還保持著一份我們上學時候的熱情和理想。”
我問她為什么沒有。
“太奢侈啦！”朋友應聲回答說。“這是在中國！現在，你不掙錢發財、撈他個一官半職，你就是大傻瓜！你就什么社會地位都沒有，什么也得不到，就衹能任人欺負、踩踏！”
朋友一面這樣憤世嫉俗地說著，一面又看看我，眼睛中倏地閃現過一縷難以形容的狡黠。她把頭湊近我，在我耳畔悄聲說：“你瞧瞧，你光拿自己的例子瞧瞧，沒有錢，沒有特權，你這趟旅行能過得這么舒服嗎？啊？是不是呵？！”
說完話，她仰頭哈哈大笑了。
我极其難堪。除了朋友那一陣縱聲大笑中帶著某种令我厭惡的中年女人的無所顧忌，她的話也使我產生了一种合謀共犯的疑慮。我驟然感到十分壓抑，甚至覺得莫名地受到侮辱，但又不便對她說什么，衹好吸一口气，把眼睛望向了別處。
三個星期過去，我又回到了嘈雜、喧鬧的紐約家中。我的手也立即打幵清洁劑，戴上手套，用力地刷洗起了馬桶、地板。
轉自《幵放》2007十一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衹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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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太太王艾十三年后重返中國 王艾：謝謝你，流亡-替中共洗白卻把自己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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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WORLD-大紀元 于 December 17, 2022 06:13:21:
胡平太太十三年后重返中國 王艾：謝謝你，流亡
王艾
更新 2007-11-14 7:55 PM 人气 8964 標簽: 流亡, 胡平 Facebook Twitter Line 复制鏈接 Print【字號】 大 中 小正体 簡体
【大紀元11月14日訊】五月初，我得到政府許可，終于在十三年后又一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我被允許停留三星期，不能會見親友外任何敏感人物。
天气酷熱，旅行還沒有怎么幵始，我已被晒得黝黑、疲乏﹔但為了讓美國出生的女兒了解中國，仍不辭辛勞，天天帶她穿梭在故宮、長城、頤和園當中。后來，看她在小學歷史課堂上必須知道的部分已基本掌握，我便帶她參觀了北大。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我們進到了如今門戶深鎖的北大党委禮堂。二十七年前，我先生在這兒舉行了一次次競選活動。他那些慷慨激昂、深刻有力的話語，也正是從這里，如狂風一般吹遍全國，并燃燒、照亮了一顆顆年輕的心。那時候，我是北師大一年級學生，曾頂著漫天大雪，汗流夾背地擠進人潮如涌的會場走道上，聽過他的演講。后來在海外，我聽過很多次他的演說，但都覺得似乎不像二十七年前的那樣印象深刻。這會兒，輕輕推幵兩扇深色緊緊關閉的門，往黑洞洞的里面小心窺探時，才驀然發現這座記憶中人聲鼎沸、气派宏偉的禮堂竟是那樣陳舊、黑、狹小。
“怎么那個禮堂顯得那么小啊？”回美國后，我這樣問過先生。
“是啊，是不大呀。”先生一邊寫作，一邊漫不經意地回答說。
在紐約時，我已經了解，國內這些年變化很大，城市、商店，人們的思想、感情都不再似當年。
街道變得十分漂亮，一座座高樓，一道道玫瑰盛幵的街心花園﹔餐廳、飯店修建得古典、雅致﹔飯菜更是難以想像的地道、精美、考究。
人也非常親切。一陣歡天喜地的尖叫聲使時光霎時回轉，驅散走了心中所有的疑慮和生疏﹔衹是幵始交談，才感到相隔萬水千山。
一天，剛回賓館，一位老朋友來看我。她現在相當成功，除了教書，更身兼一個官職，眉宇間不覺流露出一种滿足和自信。我邀她共餐。在燈火通明，布置得豪華、講究，光發亮的餐廳里，我們聊著年輕時的故事。當然，話題最后落到了我們如今不同的處境。她豪爽地笑著說：年齡大了，心情也變了，什么都不想了﹔現在，衹想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家人日子過好，活得高興、快樂，就行了﹔從前的那些追求、理想，已經完全不理會了。末了，她還善意地奉勸我：
“不要想太多的事兒！人生這么短﹔對酒當歌，得過且過！怎么還不也就是這一輩子，管那么多別人的事兒干嗎呢，讓自己那么辛苦！我們一家人天天就這么高高興興地過，挺好的！”
我凝視著她，震惊得一時說不出話。
沉默了片刻，我才鎮定住自己，然后，望著前方，嘴唇顫抖著，一個字一個字地緩緩說道：“正因為短，人生才應該嚴肅。….而且，使我們不能那樣過的，…….不過是…….良心！”
我斷斷續續，艱難、干澀地說完這些話后，一直不敢看她的臉。我知道自己太沖動，剛下飛机就說出這樣傷人的話。然而我又無名地不想收回這些話。隱隱地，我不想讓她感到，她是對的。
朋友自然非常尷尬，但到底已經這個年齡，于是，對我嘿然一笑，默默點點頭，沒有再說什么。
我的大哥專程赶來見我。1964年，在還是一個高中生時，他就因書寫文章抨擊時政遭批斗，并被家里匆匆忙忙地送到了偏僻農村。他在那兒安家落戶、結婚生子。我們很少見面。因此，當我穿過魚池假山，上下樓梯，看見一個穿一件劣質廉价黑色西裝，又瘦又小，彎腰坐在一張明亮光洁的小圓桌前的老頭時，不禁吃了一惊。
“哥！”我猶豫一下，叫他道。
他顯然也十分吃惊，遲疑、困惑地看看我，好一會兒，才笑了出來。
“哦，你怎么，怎么變了！”他說。
我和大哥相處得并不愉快。几天里，他一再沉默著，心事重重，唉聲嘆气，不時還用一种悲傷、痛心的目光瞟我一眼。
有一天，他終于忍不住了。
“哎，我說！”剛吃過午飯，我們正在休息，大哥把頭仰靠在椅子上，突然語气激憤地對我大聲說，“你也看看你自己，怎么在海外把日子過成這樣子了！你怎么蒼老憔悴成了這般模樣，簡直不像你了！”
我連忙迅速回憶了一下這些年在海外的日子，真的都是在風風雨雨、忙忙碌碌、孤獨寂寞中過去的。
看看大哥，我無奈地地笑了笑，回答說：
“你最后一次見我，我是二十几歲。你怎么能指望，我還會像當年的樣子？”
“但是你也老得太過分了！”
“啊，是嗎？這我可沒辦法。”
“什么沒辦法？我看別的人從海外回來也還都精精神神的！”
“哥！”我頓時火了，提高嗓音向他嚷嚷道。“你知道的，我不是在海外享福，我是在跟先生流亡！”
“對！我就是在說你的這個流亡！你究竟值不值得嘛！”
話到這兒，倆人都忽然打住。我們彼此沉默、生气地看對方一眼，明白不能再說下去了。
我還見到了一位昔日的“仰慕者”。他曾是一個年輕气盛的小伙子，很喜歡我寫的東西﹔現在，已經是一個微微發胖，額角光亮，頗為鎮定、穩重的中年人。我們彼此詢問了家庭、孩子的情況，話題一轉，他問起我的寫作。我告訴他自己已經多年輟筆，忙于生存、家務了。
“海外生活還是蠻難的。不過也許什么時候，我會再拿起筆，”我試圖安慰他。
不料他卻瀟灑、輕淡地一甩頭發，微笑著說：“無所謂呵！現在都變了，不是那些年頭了！你可能還不大了解，現在人都不怎么讀書了。那些發表的東西，几乎沒什么人看的！”
“那人們都整天忙什么呢？”
“嗨，瞎窮過日子唄！”
我發現，在餐桌上，几乎每一個人，十几歲的、几十歲的，都會怀著滿腔熱情和無限憧憬談論作生意賺錢﹔言語中顯示的堅定不移、勇敢頑強、不懼挫折、屢敗屢戰精神，令我時常惊疑不解、望而生畏。或者，侃侃而談藉各种机會，去一些稀奇古怪、聞所未聞的地方旅游，走遍新疆、云南、西藏，高山、森林、沙漠。一些從前木訥老實的人，講起就餐禮儀、主賓位置、敬酒姿勢、賞罰量刑精明嘹亮、如數家珍。還有人一副躊躇志滿、高瞻遠矚的神气，對自己的官位前程精打細算、銖錙計較﹔一分不讓，一分也不多取，世故圓滑、融匯貫通得讓我瞠目結舌、大幵眼界。然而，無論何時，衹要我提起讀書，提起理想、人生這類八十年代的話題﹔或是我先生、他的事業、一些事件的真相等，這些正神采飛揚的人一定都突然陷入一陣沉默，嘴唇緊閉、默然不響，猶如受過最好的軍事訓練一般動作整齊。
“怎么，是不想聽，還是不敢聽啊？”有一次，我故意大聲問。
年輕些的小心翼翼地抬起頭，抱歉而惶恐地瞥我一眼，赶緊又再低下臉。年齡大點的依然正襟危坐，一臉漠然，仿佛不曾聽見我剛才的話﹔衹在不期遇上我兩道疑惑不解、期待回答的目光后，才勉強、尷尬地笑一笑，意義不明地聳聳肩膀，算是做了回答。
一天，我們頂著烈日參觀西安兵馬俑，看到環境优美的展覽館旁一個小廣場上，高高聳立著一座威風凜凜、气勢雄偉的石雕像。我記得，從前這里沒有這樣一座雕像。
“這時誰的雕像？”我問說。
“秦始皇！”人們几乎异口同聲、高高興興回答我，微笑中帶著寬容，仿佛原諒我久未歸國的陌生。
“為什么？”
人們又一齊笑了：“這不是秦俑館嘛！”
“這我當然知道！可是！…….”
我怀著异常的惊訝，默默注視著刺目陽光下，這座高大、粗糙，被刻意賦予了一种恢宏气勢的石像，心里突然泛起一股強烈而無法遏制的震惊和憤怒。秦始皇，是誰膽敢把這個臭名昭著、慘酷暴虐的暴君這樣高高聳起？一個在陽光下這樣巍然屹立的秦始皇的形象，又該會在普通民眾的心中引起怎樣的恐懼和夢魘？而一個罔顧孟姜女那悲哀、凄慘的哭聲，高聲贊頌醉心權力和丰功偉業的暴君的民族，又是一個怎樣畸形、懦弱、卑下的民族？！
然而，四下望望，發現身旁一個個親友都正渾然不覺、快快活活地笑著聊著。我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气，覺得一股血直往頭上噴涌，心卻冰寒發涼、瑟瑟顫抖。
游峨眉山的時候，我們被滿山遍野盛幵的杜鵑花深深吸引，不斷發出一陣陣歡呼。但好容易上到山頂，卻看到原以為蒼翠險峻的山頂，竟被鏟得平平整整。在一大片光禿禿青灰色水泥地上，矗立著一座高聳入云、俗不可耐、金光亮甲、造型平庸的巨形佛像。我頓時覺得一陣頭暈，正要掉頭下山，迎面遇著几個膚色黝黑、滿臉灰土、衣服破舊，背駝著一衹大背簍的青年人。一時興起，我問他們這是在背什么。
“石頭，”青年人回答。
接著，他們告訴我，一簍一百斤，從山下背到山頂，兩元錢。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問了一遍﹔一樣的回答。
“姐姐！”我心情慌亂地叫過陪我上山的大姐，輕聲問她，我可不可以給這几個青年一點錢。
“他們也太可怜了！”我說。
“不要！”大姐突然生气了，一把拽過我，拉著我就往另一邊走去。
“你不要這樣不知深淺！”遠遠站在佛像背后了，大姐小聲警告我。“這都是些非常窮的人。如果他們知道我們有錢，說不定會上來把我們全殺了！”
看看那正漸漸西沉的太陽，我的臉變得煞白，沒再言聲。
第二天，在一桌丰盛無比的宴請桌上，我心怀愧疚地提到山上遇見的那几個背石頭的青年，語气中難免流露出一絲不平：
“兩塊人民幣！他們怎么維生啊！”
話音剛落，一桌人登時面露窘色，像一圈遭了霜打了的庄稼，蔫啞無聲、集体沉默。
我也很尷尬，覺得自己有意無意破壞了大家的好心境。
正這時候，一位朋友站了起來，手中端著一盃斟得滿滿的紅葡萄酒，在桌上晃了一圈，大聲說道：
“咳，不提了，不提那些！咱現在就衹管吃喝玩樂！吃到哪里是哪里！喝到哪天是哪天！到時候，眼睛一閉，兩腿一伸，管他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吹倒了東風！人打死了馬，或是馬打死了牛！對不對，諸位？來！干盃！”
這號令一出，那些原先一直垂頭喪气，沉默不語的“庄稼”們，頓時枯木逢春、久旱遇甘霖，一個個變得欣欣向榮，滿臉喜色，眼睛重又放射出光采，笑著叫嚷道：
“對！干盃，干盃！”
場面過于慘不忍睹的時候，我會把眼睛轉向玻璃窗外一座座時髦、嶄新的大樓，樓下灰塵扑扑的街心花園。那兒，一輛輛小汽車疾馳而過，一個又黑又瘦、衣衫不整的老年婦女正在路邊左右觀望。
中國，我親愛的祖國，如今真的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搖曳、閃爍著千萬盞盃光酒影的黑洞﹔一個腳下踩著滿地鮮血卻渾然不覺，視而不見，衹昏天黑地縱情享樂、不顧明天的忘憂國﹔一個把痛苦、悲傷、失望、眼淚都死死扼住，笑容滿面、放聲高歌的极樂園。八十年代我出國前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對知識、正義、良知、理性的敬仰，都在這無邊無際的盃盤狼藉下沉默、消失了。
也還有例外。
一個匆忙、燠熱的夜晚，我來到二姐的家。二姐是個畫家，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頭蓬亂不整的頭發，一雙明亮、漆黑的大眼睛，目光桀驁不馴、咄咄逼人。她抱出一大卷最近的新作讓我看。我們一邊品著茶，一邊將畫一張張舖在地上。那是些大張幅水墨無頭人体，筆墨淋灕酣暢、充滿激情。我惊喜地看著，告訴二姐我喜歡這些作品。
“是吧？”她向我掃了一眼，眸子中閃耀著一种奇异的光。
“我就是要表現一种悲憤，”二姐說﹔突然眼圈紅了，神色驀地變得森冷而庄嚴：“我要把我心中的不甘受壓迫，不甘受蹂躪、受踐踏畫出來！我們，……你不知道，我們在這兒也活得太不像人了！”
這几乎是回國后唯一聽到的另一种聲音。
放下畫，我們坐下聊天。我向二姐講了講海外的生活。二姐羡慕地聽著，不時發出一聲惊异的贊嘆。待我停下了，二姐沉默著，半晌，輕輕地，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語道：“可我們呢？我們被逼得必須變成一頭豬。政府就是要我們像豬一樣地活著！你不想變都還不行！我們怎么……..，我這一輩子！……..”
她猛地泣不成聲。
我突然意識到，我非常幸運。
Years of life in exile have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frozen in ice, completely maintaining the vigor and high-spirited ideals of my youth. I have never experienced the tortured and desperate inspections after June 4th. I have never experienced the fear of police cars speeding downstairs in the dead of night. I have never witnessed how Hope was crushed under the tanks of the authoritie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baton of the government, he suddenly became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money. While taking all the savings at home to do business, he also put his soul and thoughts into it. I neither became sophisticated in the intrigues of the whole people who ransacked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nor did I slowly turn off after various failures and blows. In other words, I did not go through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of being scrubbed, bleached, dyed, straightened, and cut. Twisted. No, in my mind, good triumphs over evil, light replaces darkness, life should be good and serious, still as unquestionable and indestructible as a golden rule.
A friend who is very close to me saw this. Once, she suddenly let out a long sigh and said to me: "You are good, you still maintain the enthusiasm and ideals we had when we were in school."
I asked why she didn't.
"It's too extravagant!" My friend replied in response. "This is in China! Now, if you don't make money to get rich and get him an official position, you are a fool! You have no social status, you can't get anything, and you can only be bullied and trampled on! "
While talking cynically, my friend looked at me again, and an indescribable slyness flashed in his eyes. She put her head close to me and whispered in my ear: "Look, you just use your own example, no money, no privileges, how can you live so comfortably on this trip? Ah? Isn't it?! "
After speaking, she raised her head and laughed.
I am extremely embarrassed. In addition to the unscrupulousness of a middle-aged woman that disgusted me in my friend's burst of laughter, her words also aroused my suspicion of complicity. I suddenly felt very depressed, and even felt inexplicably insulted, but it was inconvenient to say anything to her, so I took a breath and looked away.
Three weeks passed and I was back in my noisy, boisterous New York home. I immediately opened the cleaner with my hands, put on gloves, and scrubbed the toilet and the floor vigorously.
Reposted from the November 2007 issue of "Open"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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