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国共产党大法官刘晓东:关于刘晓波及无敌派文章三篇---------中国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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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东:关于刘晓波及无敌派文章三篇
Posted on 2017-01-02 by Editor


文章一:刘晓波的“无敌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作者:刘晓东(三妹)

一.“无敌论”的由来

原本并不受人注意的“无敌论”,在刘晓波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发表后,竟引发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它是背叛民运的自供状,拥护者认为它是大仁大爱的杰作。在试图剖析 “无敌论”倒底是个什么东西时,我们先要知道它最初的出处和它的主要诠释。

刘晓波认为,共产党不是敌人。这话最早出自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他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的一个呼吁书中写道:“通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共产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我们不要求也没有理由要求废除共产党和现行政权,只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障每一种民间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权利。”不到一个月后,他的“六.二绝食宣言”又重复了这个无敌之说。

刘晓波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应以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之说去把视人民为敌的共产党再反过来当敌人看待。在同一个呼吁中,他这样解释: “中国的民主,必须以消除‘敌人意识’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没有敌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民主政治的精髓之一是: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一切为争取民主而奋斗的人士,莫让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

且不论,民主制度精髓的“权力制衡”被他胡说成什么“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也撇开他用“魔鬼”与“天使”作为权力行使者的荒唐对比,读者仍可看出他想表达的不外是以下三点:一,共产党执政合法;二,在共产党现行宪法下争取合法权益是所谓民主的,其它都是非民主的;三,民主制度下无敌人,消除敌人意识是取得民主的前提。这就是刘晓波所谓的民主精髓和无敌智慧。

二十年后,刘晓波对“六四”屠城后的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避开不谈了,却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把“无敌论”发挥成“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尽管中共当局三次对他以言论治罪,他却莫名其妙地说什么“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 ,“标志中共执政理念进步”,还不忘长篇表扬监狱的柔性化音乐、人性化管理,不忘点名表扬中共司法人员和管教,等等。

在《我没有敌人》的通篇中,他没有再提“没有理由要求废除共产党和现行政权”,却以宗教徒似的口气以“大仁大爱”的终极高度来模糊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盼执政党自愿放弃一党专政,与其携手合作,还是全民抗争迫其退出极权统治,重建民主制度。这是我们与刘晓波“无敌派”的根本分歧。为此,我想就刘晓波 “无敌论”观点作如下讨论。

二.“无敌派”为什么反对“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刘晓波说“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认为“打倒”是出于“仇恨”的“敌人意识”。他这是对民主概念的偷梁换柱。这口号本身既是人民实践民主时的自发意愿,也是人民不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诉求。“打倒共产党”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民主程序,表达民意的口号不必非经民主程序通过才算是民主的。刘晓波把民意表达与民主程序相混淆,对民意表达扣“非民主”大帽子,这如同共产党过去总是说“这是革命,那是反革命”现在又说“要维稳,不要动乱”一样,刘晓波也用“这是民主,那是非民主”“要爱,不要仇恨”这种共产党的两分法来思维。

口号本身谈何“非民主”?罗马尼亚人民在广场对暴君齐奥塞斯库发出“嘘声”;东柏林人民走上街头、推倒柏林墙;叶利钦在苏共党代会上撕毁党证;被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喊出“天灭中共”;凡此种种,都与“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样,是以不同形式自发地公开大胆地否定共产极权制度。没有人能说这种追求民主制度的直接表达是什么“非民主的”。

在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时,人民自发地喊出许多口号,有“反对腐败”,“争取民主”,“打倒贪官”,“要说真话”,“要新闻自由”等等,它们与“打倒共产党”一样都是人民自发意愿的表达。可刘晓波唯独说“打倒共产党是非民主的”,说穿了,是因为他要肯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拥刘派还把这个要共产党下台的诉求与“以暴易暴”连起来,推论为“用一个新的独裁制度取代一个旧的独裁制度”,然后对这个他们自说自话的假设推想大加鞭鞑。

于是乎,无敌派就用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公式下结论:“没有敌人”等于“和平、理性、非暴力”;“打倒共产党”等于“非民主、敌人意识、以暴易暴”。他们把前者说成至高无上、大智大勇、大仁大爱;把后者说成“毒化民族精神,煽动残酷斗争,毁掉宽容和人性”(见刘晓波《我没有敌人》)。其实,前者是无端的费话——对着手无寸铁的和平有理的百姓谈“和平、理性、非暴力”,后者是反对一个不存在的事儿——呵斥吓唬老百姓不要去做共产党才做的种种恶行。刘晓波的这些论调全是用来套住平民百姓的紧箍咒。这就是无敌派糊弄百姓的伎俩。

对于人民反抗极权政府的自由表达本无权干涉,更不该扣“非民主”的高帽。今天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直指专政独裁政权。最近从海外返回开罗的二00五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及改革人士穆罕默德.巴拉迪号召人民:“推翻专制政权,建设一个民主的埃及”。 难道这也是“非民主”吗?

“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含义有三:
一.人民以这个有力的口号对中共政府说“不”。
二.人民以这个有力的口号否定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三.人民以这个有力的口号要中共下台。

这个口号明确到位,易于传播,号召力强。所以,在下一次中国人民走上街头的运动到来时, 人民首先喊出的应是“打倒共产党”。

三.“无敌论”的用意何在?

我们知道,“我没有敌人”一直是达赖喇嘛说的。我们也知道,一个道德高尚的宗教精神领袖说“我没有敌人”,与一个投机的政治流氓说“我没有敌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个道德操守被普遍质疑的、反省来反省去还被他的好朋友胡平(见註一)认为有偏颇、尚未到位、还需继续不断地反省的刘晓波,这样一个人说“我没有敌人”,只能被人们认为是出于投机的不伦不类之语。

可是如今,他的不伦不类的“无敌论”却被拥刘派修饰包装成“大仁大爱”的金科玉律,成了他们搞花瓶民主运动的指导原则,成了他们谋图与中共分得一杯羹的不二法门。刘晓波本人不但因此戴上“人权斗士”的桂冠,而且还被评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拥刘派誉为“中国人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和“精神领袖”,甚至被捧为“二0一0年诺贝尔和平奖指证了一个现代中国圣者的诞生”。

八九民运失败后,海内外民运人士一致认为,共产党屠城杀人民,彻底丧失其执政合法性。当年中国民主运动的目标和口号是“推翻共产暴政,建立民主共和”。胡平本人撰文分析民运,多处以敌我之说论证,指共产党是敌,人民为我。二十年过去,共产党非但不谢罪天下,还变本加厉坚持与人民为敌。如今,这个对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府,早已腐败透顶,更毫无改弦更张、接纳民主之意。可胡平等人,却一改初衷,放弃早年的理念和原则,为了替刘晓波的“无敌论”辩护,陷于自我前后矛盾之中。令许多读过胡平早年和新近文章的读者大惑不解,不知胡平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堪。

有敌无敌本来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民主法治制度下,既不存在执政党可以随意定人民为敌的问题,也不存在人民因反对执政党而视其为敌的问题。可今天为什么胡平们在有敌无敌上为刘晓波如此辩护?还用查建国等二十三个国内被共产党迫害入狱的民主人士的《非暴力讲真话呼吁书》来为刘晓波的“无敌论”撑腰。

胡平挑战说,你们为什么不批查建国,只批刘晓波?意思是反对“无敌论”者有双重标准。细看查建国等人的呼吁书,对他们苦苦寻求与强权斗争的有效可行方法的努力,我深感敬佩。字里行间他们毫无妥协屈服之意,唯选择非暴力讲真话作为国内残酷条件下可行的抗争手段,我理解查建国等民主人士的艰难处境和选择。

不错,查建国等人这份呼吁书也说非暴力、没有仇恨、没有敌人,但他们与刘晓波的“无敌论”有三个根本不同:一,查建国等人没有像刘晓波那样说中共执政合法;二,查建国等人没有像刘晓波那样美言中共恶劣人权。三,查建国等人——即所有这些住过中共监狱的呼吁书联署者——都没说中共监狱人性化、柔性化。对此,胡平是明知故问,还是装聋作哑?

最关键的不同之处是,查建国等人所说的非暴力、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含有不让共产党再次找到非法镇压的借口之意,而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则是公然向中共示意:他是敢于承认中共执政合法的“反对派”,是中共的最佳合作人选,能帮中共免于政权的崩塌和被人民的清算。因为刘晓波说出了胡平们一直想说而没敢直说的这些话——共产党合法,走与共产党合作之路,所以早就打此算盘的胡平们才如此力挺刘晓波。

胡平们拼力为刘晓波辩护不仅仅单为“无敌论”而来,而是向共产党表示,他们今天和刘晓波站在一起,同样也承认中共执政合法性,同样也是中共的最佳合作人选,同样也可帮中共免于政权的崩塌和被人民的清算。因此这些无敌拥刘派们才会如此出尔反尔,昨天信誓旦旦,今天改腔换调,却依然振振有词,表面上还是个民运人士,骨子里却是个出卖了良知的无耻之徒。这些当年积极投身民运的人,如今为了自己的算盘,已沦为追捧刘晓波的可怜虫。

实际上,刘晓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运人士,他只是一个假借中共反对派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虽然他戴上了“具上帝般权威”的桂冠,却治不了他的软骨病,到头来,刘晓波难免旧病复发,无敌拥刘派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四.“无敌派”都是些什么人?

除了对刘晓波不了解的一般拥护者外,无敌派大体有以下几类人:

一类是曾经坚决反共,而今天却变为无敌派。其原因复杂,有的经不住中共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有的被中共施以小恩小惠、拉拢收买,最终改变腔调,放弃原则,企盼招安。

一类是急盼招安的流亡人士,一心想早日回国在体制内捞个一官半职,一展自以为的 “雄才大略”。

一类是两面通吃者,一面吃着民运,在海外依附民运组织领取津贴;一面吃着共产党,在国内享有退休金和住房。

一类是小骂大帮忙之徒,明面上高喊民运口号,背地里暗通款曲,被中共网开一面,可以两边常来常往,如履平地。

一类是面目不清、来路不明者,其中有起草零八宪章而从不受中共打压的起草人,还有在刘晓波获和平奖后,准备回国当官、弹冠相庆的人。

一类是明里混迹于民运队伍之中,暗中是中领馆的常客和线人。

一类是国内体制内外的“知识精英”,他们既想在中国大变革中作弄潮儿,又无意与共产极权决裂,只把向中共规劝谏言当作政治资本。

一类是舞文弄墨的臭酸文人,自以为能纵论天下,实际上对民主政治一窍不通;对中共暴政萎萎缩缩,对民众抗暴横加指责,生怕坏了他们日后与中共平分天下的美梦。

这几类人现在汇作一处,都成了“无敌拥刘派”,俨然一副卫道士嘴脸,争先恐后,一哄而上,把刘晓波捧上顶峰:有说他“大仁大爱”的;有说他的最后陈述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一样的;有说“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无人能及的” ;有说他获得的和平奖是‘具有上帝般权威’的;还说“之于中国人权进步与民主进程,其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非言辞所能估量”的;更有把他说成是“当今圣人”的……。这些吹捧犹如当年共产党造神,荒唐至极。岂知刘晓波自己却说 “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无敌拥刘派对此又作何感想?圣人乎?流氓乎?

五.“无敌派”走的是死胡同

刘晓波是共产极权社会行将灭亡前的一个畸形产物,是帮助共产极权苟延残喘的伪民运人士。他公然在以和平和人权为主题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上,以《我没有敌人》作为颁奖词,无耻地表扬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具体地点名表扬中共的法官和管教,却只字不提任何一个正遭迫害的中国人权斗士的名字。这种行为不但公开玷污诺贝尔和平奖,还公开侮辱中国人民,尤其侮辱正在狱中的良心犯和政治犯,特别是最近被中共监狱迫害致死的诗人力虹和二十年前被中共党军杀害的六四亡灵。刘晓波的“无敌论”对中国人的维权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的所作所为早已证明,他是中国民运的败类。

既然“无敌派”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无敌路,你们就不要再闪烁其辞(见註二),掩盖你们的真实用意;也不要强词夺理,为你们的出尔反尔辩解。你们干脆摘下面具,脱下马甲,亮出底牌。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你们去走你们的无敌路去吧。

三妹于芝加哥
二0一一年二月五日

文章二:点评《 开放杂誌 》专刊, 再论原则性分歧——对刘晓波们诸多观点的讨论

作者:刘晓东(三妹)

《开放》杂誌二0一0年十一月号收集了二十个作者回忆刘晓波的文章并汇编成专刊,九十几页的杂誌有七十多页是专门推捧刘晓波的,可谓达到顶峰。这些作者的一些观点值得讨论,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受到巨大争议的最令人关注时期,讨论这些观点更具现实意义。

(一)

首先,《开放》杂誌总编辑金钟写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开放杂誌声明》中把刘晓波说成“不愧为中国人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金钟的这个评价完全无视刘晓波粉饰中共人权记录的事实,也无视刘晓波处于中国重要人权运动之外的事实:二00四年到二00六年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维权运动,刘晓波始终站在这场运动之外。这场重要的人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高智晟,刘晓波只是个旁观者。

此外,金钟把刘晓波参与的《零八宪章》说成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是构建未来民主中国的蓝图” 。在我们看来,《零八宪章》毫无新意,脱离中国民主运动的实际,且起到缓和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的抗争力度,使中共政权更加背离它曾对世界所做的人权承诺。

更有甚者,《零八宪章》把中共当前恶劣的人权状况说成有了根本性进步。它把中共统治分成毛泽东时代和经济改革时代,它狠批毛泽东时代践踏人权,同时肯定经济改革后中共的“人权进步”,认为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的拒绝人权到改革开放后的接受人权,人权达到改善。它的这个判断与中国人权现状完全不符,因为,达十年之久的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和屠杀仍在继续,《零八宪章》对此故意视而不见。《零八宪章》还无视现今腐败透顶的中共利益集团与人民尖锐对立的实际状况,回避中共执政六十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带给中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灾难。它以谏言规劝的方式企图使中共自行转变为民主政党,寄希望于中共极权的自我改良。

刘晓波们一直把《零八宪章》说成是中国版本的《七七宪章》。事实上,《七七宪章》直指捷克共产党政府践踏人权,明确要求政府履行它对1975年所签署的欧安会协议所承担的义务: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七七宪章》形成了捷克社会以及东欧共产党国家集团中旗帜鲜明的反对运动。而《零八宪章》则不顾事实地肯定中国人权状况改善,以大量篇幅重复中国现有宪法中已有的条文,希望中共自我改良去履行它在人权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承诺。《零八宪章》对中国人民的反对运动起到误导作用,而金钟说的:“《零八宪章》启动的公民运动,必将滚滚向前……”,只不过是党文化式的煽情而已。

金钟的这个声明结尾刻意强调了合作派对中共的期望,他说:“我们愿借此机会,呼吁中共体制内人士,切莫错过中国历史性民主转型的大好时机,作出你们特有的贡献。深刻反省六十年误国害民的教训,看到 ‘非改不可’的形势,也看到改革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金钟热切地期盼现体制内像彭德怀、刘少奇、胡耀邦和赵紫阳式的“智者” “挺身而出”去改造腐败透顶的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依然有脱胎换骨、幡然自新的空间。建立在小农意识上的中共,并非没有可供效法的先例,彭德怀和刘少奇,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在关键时刻,摆脱党性束缚,挺身而出的智者。请记住捷克《七七宪章》成员杜布切克的名言‘你可以摧毁花朵,却无法阻止春天。”

遗憾的是,金钟提到的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摆脱党性束缚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和刘少奇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只是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而已;胡耀邦被党内老人用非正常手段赶下台后痛哭流涕,伤心病倒不幸去世,连为自己申辩都还没来得及,更不要说表达不同意见;赵紫阳是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个拒绝写检讨承认错误的共产党员,但他也只是到晚年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的极权制度有所认识,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世界大潮,可是他并没有表示与党公开决裂。金钟、辛子陵、刘晓波们,以投机方式把赌注押在所谓党内“智者”身上,认为唯有此,共产党才能得救,才能由得救的共产党搞民主。这就是“合作派”和“救党派”对中国民主的“追求”和“奋斗”之路。

(二)

万润南在此专刊文章中的第四节“率君子绝食,功德无量”对刘晓波二十年前的绝食行动给以高度评价;此专刊发表的《开放》杂誌主编金钟对吾尔开希的专访,也对此给以正面评价,吾尔开希也说到“刘晓波发起绝食是为了取得广场发言权,……他取得发言资格后,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此专刊中的另一位作者梁慕娴也对刘晓波的绝食给以同样的新解释。

我们不妨回头去看一看历史,看看刘晓波绝食是为了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呢?还是为了掀起以他为中心的学运高潮?其实只要稍微参考一下刘晓波自己的描述就足以证实他绝食的真实想法。

刘晓波发起绝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仅在中共屠杀的两天前,北京实行戒严的十二天后。六月二日前广场的真实情况是:五月十三日发起的绝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为静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那天激起学生异常激烈的情绪,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纷纷到广场去劝说学生退出广场,劝说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时,家在北京的学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广场。这个情况在刘晓波写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有所描述,他写到:“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我基本上离开了广场,只是偶尔去看看,呆几个小时就走。广场上的气氛日渐冷清,围观的人已经寥寥,每个帐篷中只有一、两个人。”(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75页)“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过广场,只有纪念碑附近还有些人。(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84页)”这才是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历史背景,即,大部分学生已经撤出广场,根本不需要“刘晓波绝食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

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心愿也在此书中有几页纸的详细描述。其中最能说明他绝食心愿的是这两句:“我知道我将为不景气的学运注入新的刺激,我们的绝食肯定会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成为戒严令发布后的头号新闻。绝食也许真能重新激起人们对学运的热情,再一次掀起高潮。(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7页)”同时,绝食四君子在绝食前一天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四个人的采访谈话都没有讲到吾尔开希现在所说的绝食理由。当天,刘晓波又向学生发表演说宣布第二天绝食,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理由,更没有发表要学生撤出广场的任何言论。

在此书的“发起绝食”一章中,刘晓波提到了“通过绝食获得发言权”的几个想法,一是想告诉政府白色恐怖是吓不住人的,二是想结束知识分子只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三是想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但他压根儿没说吾尔开希现在替他说的“他取得发言资格后,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

真实的历史是,在那种严峻形势下,刘晓波没有像其他的大学教师那样去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避免流血。相反,他却发起绝食,吸引媒体的聚焦,把学生吸引回广场,再一次掀起以他为中心的运动高潮。而且刘晓波发起的绝食引发的高潮竟高得出乎他的意料,他写到:“在我和周舵讨论绝食的细节时,在我与侯德健商量绝食宣言时,在我们四人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在我们刚刚来到纪念碑上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绝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会掀起如此广泛而狂热的社会动员。”

更能证明吾尔开希的话不是历史事实的是,到六月四日凌晨两点时,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的人和平撤离”,其他两位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离,四君子中唯有刘晓波提出了三个不撤的理由,坚决反对撤离广场,尽管他最后不得不以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其他三人的撤离意见(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223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离的王蓉芬女士在听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气愤地说:“刘晓波绝食是作秀,…… 刘晓波是历史罪人。”

历史不是随人摆布的棋子,也不是个人投机的砝码。颠覆共产党的统治和文化,就要从这里做起: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真相,重建道德。所以理清刘晓波绝食的历史真相很有必要。

(三)

此刊中梁慕娴女士的文章《刘晓波的内省历程》认为“刘晓波先生的自我反省的能力是惊人的,难能可贵的。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无人能及的。”

其实,刘晓波公开的反省犹如 “雷锋日记”,都是写下来给人看的。“雷锋日记”是共产党造假,投机和虚伪的刘晓波是有样学样。胡平并不像梁慕娴那样高度评价刘晓波的反省,他在其最新文章《阅读刘晓波》中为刘晓波反省不尽人意的地方解释道:“反省并不可能担保一下就达到正确,反省有可能导致偏颇,甚至导致荒谬。但反省的可贵在于它是一种不断的过程,反省导致的偏颇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反省来纠正。惟有通过不断的反省,才能达到相对的全面和正确。”依照胡平的逻辑,刘晓波的拥护者当下对刘晓波不顾事实和令人肉麻的顶峰吹捧,只能对刘晓波下次的反省、忏悔和剖析帮倒忙,使他失去下一个自我反省“达到相对的全面和正确”的机会。

(四)

苏晓康在为此专刊写的《把激进煎熬成温和》一开篇就问道:“从‘中国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刘晓波从‘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苏晓康的问题引发下面一连串的问题和思索:刘晓波期望共产党自我改良的政治温和观点难道是二十年来到现在才“煎熬成”的吗?他的无敌意识是现在才有的吗?他二十年前全盘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激烈,现在变温和了吗?他的“文化激进”和“政治温和”是一回事吗?

我们可以在刘晓波自己写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找到头两个结论。其一,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前,刘晓波对中共渐进式改良的期盼与他现在的对中共的幻想一模一样,他这样写了六四前的思考:“通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尽管它有种种致命的弱点,需要根本改造,但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中国的民主化和现在的改革还离不开共产党自身的渐进式的改良,改革之举就是改良。(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069页)”其二,他二十年前对共产党的无敌意识也和现在的一模一样,他当初这样写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我有感于对学生‘五四’大游行的失望,写了一个呼吁, …… 共产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我们不要求也没有理由要求废除共产党和现行政权,只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障每一个民间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权利。…… 中国的民主必须以消除‘敌人意识’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没有敌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096页)”

由此看来,刘晓波认为经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已经改恶从善了,于是乎,共产党便“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了。他的“政治温和”观点并不是“煎熬”到今天才有的,《零八宪章》和《我没有敌人》只是他二十年来错误判断的继续。而刘晓波当初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全盘否定的激烈观点,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温和的改变。更何况,刘晓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激进和对共产党的温和是两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议题,而苏晓康却把它们混为一谈,是不知所云。

(五)

沙叶新先生在此专刊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诺奖有眼晓波中状元》的和稀泥文章。他认为中共对高智晟的酷刑和对刘晓波的优待,“原因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还说: “我相信,刘晓波并没有撒谎,更没有为中共监狱的黑暗涂脂抹粉。他说的是他本人在狱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

高智晟和刘晓波受到的不同待遇的原因再简单不过,那是上面的指示。为什么上面这样指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高智晟是抗争派的领军人物,而刘晓波是合作派的代表人物。

至于 “真实情况”,共产党为什么不让别的政治犯良心犯也说说他们“在狱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为什么只给刘晓波这种说“真实情况”的机会?而且我们也不难看出,刘晓波说这些“实话”既安全又实惠,因为这是他对中共给他特殊待遇的回报机会。当国人都对中共以言治罪抓捕刘晓波感到气愤不平时,刘晓波不是着重抨击中共人权和司法以言治罪的黑暗,也不是像昂山素姬那样呼吁对其他政治犯同样的善待,而是大篇幅地谈 “他本人在狱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对他这种投机的做法,我们倒底应该批评还是应该认同?

二十年前他在全国电视讲话说他没看见天安门广场杀人也是“他本人所遇到的真实情况”。他知道中共当局安排他对全国说话的用意,他也知道中共把所有的见证人都排除在外的用意。中共把屠城的官兵,医院当天值班抢救的医护人员,木樨地、六部口运送死难者的目击者,天安门广场最后撤离的学生,六四难属……全部排除在外,唯独刻意采访刘晓波一人达四十多分钟之久,并在全国电视播放。在这种刻意安排下说的“实话”反映了真相吗?刘晓波的这种“实话”难道不是中共骗局的一个重要部分吗?谁都知道这个常识,只有在其他具代表性的证人都能够像刘晓波一样公开说“实话”时,刘晓波的“实话”才是描述真相的一个部分。否则,就是误导视听。

沙叶新先生在文中还说:“两位上海朋友认为宪章的目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因此在内容上不应该针对权力机构太多,而应该着重针对公民社会,我同意两位上海朋友的意见,……”

宪法是制衡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只有先制定好制衡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民法才能顺理成章,因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例外)。《零八宪章》主要是讨论制定宪法的宪章,它应该是站在人民立场针对政府,重心应放在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上。但是,《零八宪章》却是站在中共的立场,正如刘晓波的挚友余杰所言,“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献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量问题。”从余杰到沙叶新和他的上海朋友的“意见”,我们就能看到《零八宪章》的出发点和动机出了问题。

(六)

被专刊称为文化学者和思想家王康的文章《一位东方圣者的桂冠》以堆砌十几句经典古句和类比多位世界圣贤的手法来吹捧刘晓波,可以和林彪的顶峰之言相比。《开放》编辑特别以黑体字黑框突出了他的一段最为回肠荡气的节选:“这是利玛窦来华四百二十八年后,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是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对亚洲的由衷表彰;也是美苏冷战、国共内战、六四悲剧后,一九九一柏林墙倒塌二十余年后,人类共识在中国的嘹亮的回声。”王康还在文章末尾说“二0一0年诺贝尔和平奖指证了一个现代中国圣者的诞生”。

如果把话说过头就成了笑话。诺贝尔和平奖没那么神,诺委会曾把和平奖授给贪污巨款达数亿美元的恐怖主义头子阿拉法特,还授给伊朗独裁政权合作派代表人物希尔琳.艾芭迪(Shirin Ebadi),还授给刚上台执政尚无政绩的美国总统奧巴马,还授给平庸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这些和平奖都备受非议。再说,刘晓波也不是圣人,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多面人物。我们对他的人品如何,道德如何,不感兴趣。我们仅对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中国近代民主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表示关注,并有义务向世人指出他曾对中国的民主运动起到的负面作用。既便他 “剖析”、“反省”自己,但他和中共合作的行为已经给中国的民主事业投下阴影。且不谈诺委会授予他和平奖是一个错误,且说王康把刘晓波说成圣人,恕我直言,实在是在诅咒他。

(七)

郑恩宠律师在此专刊中的文章没有像王康那样把刘晓波捧为东方圣者,像许多为刘晓波说话的人一样,他说 “人无完人,刘晓波更不是圣人”。我理解说这话人的为难——他们知道刘晓波的毛病,又想推捧他,于是就用“人无完人”来搪塞。我们不是因为刘晓波有毛病才批评他,我们没有兴趣去讨论刘晓波是不是完人和圣人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与刘晓波的原则性分歧。

郑恩宠律师还把民主制度下的多党竞争与我们和刘晓波的原则性分歧混为一谈,说什么“当两人在竞选总统,落选者在第一时间用电话等方式向胜选者表示祝贺,这才是一个民主人士最基本的素养。”说这话的人没有看到我们与刘晓波不是民主制度下的竞选之争,而是对中共认识的原则之争,是要和中共和解共生还是要结束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极权制度之争。用“竞选”之说, “赛球”之说和“内斗”之说去比喻这些原则之争,都是不得要领。我们不与刘晓波们竞争,也不与刘晓波们同路,谈何“竞争”、“赛球”和“内斗”?我们当然不会对诺委会的这个错误决定表示祝贺,不管刘晓波是否被推捧成“完人”还是“圣人”。

另外,郑恩宠律师为刘晓波的“无敌论”进行辩护。他说:“成立一个党就必须有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批敌人,政治就是分清敌我——这是中共党文化的特征。”郑恩宠的意思是,共产党把一批又一批无辜的人民当成敌人,共产党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反对共产党的人不能学共产党这种错误做法,也把共产党当敌人。蔡詠梅的解释与郑恩宠大同小异。而胡平将其解释成,刘晓波的“无敌论”是出于大仁大爱之心,不把整他的个人当私敌。还有人解释说,这才是刘晓波精神升华的结果,尽管他没有经历宗教徒的修炼过程,等等。

作为政治异见份子的政治人物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并不是出于像宗教徒那样的理念,他只不过是在利用宗教。他把宗教观念带进政治领域,就如同在刑事案件中,把个人的宗教理念与罪行辩证搅在一起,用饶恕宗教意义上的罪人的仁爱之心去取代司法的实施,取代对公正的捍卫。

而在中共眼里,不管你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不管你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不管你是合作派还是抗争派,不管你是无敌派还是有敌派,统统都被它视为敌对势力,加以打压。这跟你是否把共产党当敌人毫不相干。说自己没有敌人无非是想说自己是最为温和的反对派,希望共产党把自己视为在野派中的最佳合作人选。这就是刘晓波们自以为在玩政治的“高招”,这就是他们“合作派”和“无敌派”想说而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用意,也就是说,他们比宋江还宋江。

(八)

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在专刊文章中,对共产党的派别有了新的划分,他说:“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据我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至少包括四个派别——狗屎派,饿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 他们(君子派)是想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挽救共产党,让共产党获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饿狼派恰恰相反,是在联手搞垮中共。” 周舵胡诌一把地列出这么多派,却对共产党的基本特性一无所知:共产党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在分享权力、瓜分利益、镇压人民、维护一党专政和既得利益上从来都是抱成一团,不把矛盾外露,六十年来这块铁板从未破裂过。

我们认为,历史从没有发生过“合作派”幻想的先例——共产极权制度自我改良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腐败邪恶到这般地步的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自我改良。苏联和东欧的先例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先垮台,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

周舵则自有一番高论:“……整个社会腐败到了骨髓。可是还有人大谈什么‘只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民主马上就能实现’——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当今中国,一旦政权失效、社会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种极端主义势力……,这不是什么民主福音,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 要想避免未来的社会大动荡,各界精英,君子必须尽早达成自由民主的目标及路径的共识,尽力让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处在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上,大家共同奋斗,舍此别无出路!”

周舵幻想共产党不下台民主就能实现,他还要赶紧把“各界精英君子”放到“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上”,“共同奋斗”。要不然,一旦共产党政权被人民推翻或被狗屎派和饿狼派联手搞垮,则坏人当道,就会有一场“民族灾难”。好一派政治谋略家的气派!试问,是你周舵把好人精英放到“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上”,还是你请党内“君子派”帮你实现这种安排,以避免你所担心的那个“民族灾难”的出现?说实在的,当今中国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世道,完全不具备实现周舵政治蓝图的条件。周舵如此这般的想一招是一招,难道不是“痴人说梦”?

(九)

这二十个作者中,最反常变态雷人的当属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她说她“为了穷踞锦州的晓波获得殊荣,快乐得灵魂出窍,飘飘欲仙”。真不愧为笔会会长,用词就是与众不同。如果她像“思想家”王康那样思想高远到 “伟大民族三千年的嘱托,百余年的夙愿……汇入这颗在宇宙中孤独运行的蓝色星球上千万年的性灵之光”,她表现的一定是身负重任的肃穆庄严,而不是民运既得利益者的得意肤浅。

另外,这位多年混迹于大陆民运的廖天琪与刘晓波的其他捧将不同的是,她用骂对方来捍卫刘晓波的形象。她骂那些批评刘晓波的人是“人格分裂症”、“红着眼睛,四处告洋状”、“牛蛙鼓噪”。这位混吃民运饭的会长,混得连自由社会的自由声音也不能接受,不愧为老会长刘晓波排斥异己之传人。这位拿着美国纳税人 “洋钱” 的会长应该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不要只对给钱的“洋”上司俯首贴耳,也要禁得起纳税人的批评。

(十)

蔡詠梅文章《浪子回头金不换》用“浪子回头”来美化刘晓波的自省,令人捧腹。谁都知道,浪子回头是指浪荡堕落的败家子回头了。真不知刘晓波会对蔡詠梅的恭维作何感想。

蔡詠梅还在文章中借苏俄式暴力革命的滥杀无辜来否定暴力革命,却只字不提美国独立战争这个以暴力革命取得民主制度的典型案例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美国“独立宣言”早就清楚地阐明,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包括以暴力的手段。
虽然中国人民也有暴力反抗的权利,但是中共国家机器极为庞大,中共政府极为无耻残酷,致使中国人民完全处于被施暴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人不顾现实地鼓动人民用暴力去和中共较量,也不存在人民“以暴易暴”的可能性。可笑的是,“合作派”明知道共产党掌握着暴力机器并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付人民,他们却一个劲儿地要老百姓不要用暴力。同样可笑的是,共产党一次次把人民当敌人整肃和迫害,“合作派”却一个劲儿的说不要把共产党当敌人。这种逻辑上的混乱起始于刘晓波,如今已在“合作派”内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他们纲领性的语句,既可用来取悦于共产党,又可用来吓唬老百姓,并得意地认为这是他们探索民主之路得出的精髓。

(十一)

此专刊中陈破空撰文发表的几个观点也值得讨论。他提出,对待刘晓波要像西方社会对待俘虏一样有包容人性弱点的人道主义。

当年刘晓波在中共刻意安排下的的讲话完全是他心知肚明的配合,事后他自己承认他的那次讲话和认罪都未曾受到胁迫。他出狱后又写书《末日幸存者独白》以貌似忏悔和剖析自己的形式为自己以前与中共配合的行为辩解,坚持说自己说的是真话,并说“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如果说我们可以原谅他电视讲话的错误,那么又如何原谅他出狱后写书为自己辩解的出尔反尔?哪个是可以原谅的真实的刘晓波?他去年居然还在法庭发出《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公开粉饰中共监狱和美言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他的这篇讲话显然不是在压力和胁迫下而发。他还想把这个陈述作为诺委会颁奖仪式上的发言稿。由此看来,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地方。陈破空的人道主义岂不是自作多情?

陈破空在文章结尾批评反对刘晓波的人帮助了共产党。他说:“来自反对派阵营的部分批评,其尖利程度,无形间已经置刘晓波於双向受敌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达另一种肯定。中共对刘晓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对中共否定的刘晓波的否定,不经意地,反倒成了对中共行径的肯定——至少有助于中共在这一事件上转移视线,局部脱困。”

陈破空的这个悖论说法,无异于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陈破空没有看到,我们反对刘晓波与中共对刘晓波的批判截然不同。我们反对刘晓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刘晓波和他的追随者走的是与中共和解共生的对民主运动极其有害的死路——它从根本上缓解对中共的压力,帮助中共延长其统治地位。把我们反对刘晓波的政治行为说成是与中共两面夹击,何等荒唐?!再者,我们反对刘晓波,既直指刘晓波的美言中共恶劣人权纪录的要害,也直指中共严重践踏人权的要害,这是中共最害怕的死穴。如果真如陈破空所言,我们是在帮助中共,为什么中共不敢发表我们写的任何一篇文章和我们反对诺委会颁予刘晓波和平奖的公开信?

在刘晓波的投机行为背后是否属于性格缺陷、心态扭曲和人性弱点,我们毫无兴趣。我们对如下情况表示忧虑:刘晓波给中国民主运动立下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以多变投机的不当行为搞民运,使民主成了不讲道德的投机者的招牌。

(十二)

最后,把我们和刘晓波为代表的合作派的主要分歧归纳如下:

一,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刘晓波们认为中共政权具有合法性,中共有自我改造的能力,可以与民主力量联手共建民主制度,从而成为多党制一员。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与人民利益完全对立的、根本没有自我改正能力的、腐败透顶的政治集团,它不会摒弃一党专政、也不会转而建立民主制度。历史早就已经证明,中共是个犯有反人类罪行的政治集团。

二, 关于“无敌论”。

当下,刘晓波的“无敌论”已经成了“合作派”的一面大旗,成了他们挂在嘴头的纲领性的语句。刘晓波使用这句似乎很玄的话“我没有敌人”,其实想表达的是,他反对把共产党定为敌人,反对用暴力手段对付共产党。也就是说,他要那些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民不要去效仿共产党去把共产党视为敌人。

我们认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的说法对中国民主运动毫无价值,因为,这只是他用弯弯绕的方式向中共表示他才是最理性的温和派,是中共可以合作的最佳人选。

政府把人民当敌人只是在共产极权国家出现的奇怪事情。民主国家政府绝不以民为敌,只在法律准绳的衡量下把人分成有罪和无罪两类。在民主国家,完全不存在讨论谁是谁的敌人的问题。而刘晓波对共产极权政府大谈没有敌人,只起到他为自己向极权政府示好的作用。

三, 刘晓波是什么人?

“合作派”有人认为刘晓波是“人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有人认为他是圣人,有人认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但都认为他对自己的懦弱、动摇进行了自我剖析和反省而升华为精神境界高尚、理念正确、对中国民运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所以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实至名归。

我们认为,刘晓波是一个多面的机会主义者。自他参与天安门运动以来,他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民主运动起到的是负面作用。他不是专政制度的反对派,而是处于专制反对派运动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合作派和投机派。既使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因此,刘晓波完全不值得我们追求中国民主大业的人士仿效和追随。

四, 关于通向民主之路。

刘晓波合作派们认为,中共政权有其合法性,他们寄希望于党内民主派、改革派、君子派,认为这些“智者”终将会在沉默数十年以后,在共产党面临极端危机时浮出水面,听取并采纳党外“合作派”的谏言,在政治层面上改造中共,使其改头换面变成民主执政党,从而变成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这就是他们所谓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取得民主的道路。

我们认为,合作派的这种和解共生之路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只能起到延长共产党寿命,推迟民主到来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已经犯下许多人类史上罕见的极其严重的历史罪行,背上了无比沉重的历史包袱。现政权非但没有悔过之心,反而变本加厉瓜分国家财产,掠夺人民私产,成为一个不间断地滋生犯罪分子的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它恐惧政治转型,恐惧取得自由的人民对它清算,所以,稳固独裁统治成为它凌驾于一切的政治目标。

因此,我们呼吁与中共不合作 ——不为中共说话,蔑视替中共说话的人;揭露中共践踏人权的罪行,拒绝参与中共的一切迫害行为;不参加中共组织的任何活动;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在互联网和茶余饭后等聚会场所调侃中共;以一切形式拒绝与中共的任何合作。我们相信,中共政权会在人们这些广泛和持续的不合作行动中最终丧失权威,全面崩溃。这是以人民付出最小代价,达到取得民主制度的合理可行的途径。

中国的民主大业需要全民的参与和追求,人民认识到中共极权的邪恶之日,就是中国民主的到来之时。让我们为中国的民主大业共同努力吧。

三妹于芝加哥
二0一0年十二月十日清晨

註一:引自胡平的《阅读刘晓波之四》:“有不少人对晓波那本《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和那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提出批评,认为他对若干人与事的评价是不公允的,他的自我批判常常沦为自我辩护甚至自我炫耀。这不足为奇。…… 反省并不可能担保一下就达到正确,反省有可能导致偏颇,甚至导致荒谬。但反省的可贵在于它是一种不断的过程,反省导致的偏颇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反省来纠正。惟有通过不断的反省,才能达到相对的全面和正确。”

注二:刘晓波获奖当日,“民运人士和政治反对派”陈破空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竹端直树的感言可以说是“无敌拥刘派”闪烁其辞的真实写照。他既要向中共一方表达盼其“改弦易辙,弃恶从善,朝野和解”,又要代表民运一方表达 “作为中国民运人士和政治反对派,我们并不寄望于中共当局,而将保持对独裁政权的批评和压力。”这些闪烁其辞的话实质上模糊了中国民运的目标和诉求:是要共产党下台作为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还是寄望中共让步与无敌派合作搞转型?这类政治掮客的两面话听起来头头是道,面面俱到,可以永远说下去,说一百年中共也无动于衷。只怕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

附节选:

原标题: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 陈破空感言 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竹端直树访谈

问:关于刘晓波先生获奖,你对中国政府有何呼吁?

答: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利用种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无数次阻扰中国异议人士获取诺贝尔和平奖,到今天,终归于失败。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共当局应该从中有所省悟,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作爲一个大国,中国无从回避;中共应该借助于刘晓波获奖,改弦易辙,弃恶从善,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尽快啓动中国民主进程,实现官民妥协、朝野和解,让中国在和平转型中,赶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

当然,作爲中国民运人士和政治反对派,我们并不寄望于中共当局,而将保持对独裁政权的批评和压力,进一步唤醒中国民衆,爲实现中国民主化,矢志不渝,奋斗不息。我们坚信,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应该仅仅成爲经济大国,也应该成爲政治大国,成爲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文明大国,爲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等额贡献。

文章三:刘晓波的 《我没有敌人》向世界传播错误信息

三妹文 许毅教授翻译(英文译文在下面)

十二月十日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一天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去世的日子,也是国际人权日,还是诺贝尔奖的颁奖日。但是,二0一0年的这一天,挪威奥斯陆的诺贝尔颁奖大会却没有高举人权大旗,而是宣读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这份陈述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让世人忘却中共极权制度的反人类罪行并加以无条件宽恕。

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是他被中共以言治罪非法拘留一年后在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的法庭陈述。这个陈述一经发出,就引起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的激烈反驳和抨击。

当人们同声抗议中共以言治罪拘捕刘晓波的非法行为时,刘晓波自己却没有在他的法庭陈述中严词抨击中共正在继续践踏人权,而是大篇幅地描述中共监狱的“人性化管理”, 还说“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和“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这不禁令人发问:如果中共的人权果真像刘晓波所说的如此进步,为什么中共还把无罪的刘晓波抓进监狱,重判十一年?

事实是,中国的人权严重恶化:中共残酷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已达十一年之久仍没有停止,被中共视为“不稳定因素”并投入监狱的人数比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包括政治犯、良心犯、维权人士、记者、网络写手、民间宗教人士、为争取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民众,等等,中共对“六四”运动参与者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迫害。这证明中共政府一贯无视人权,仍拒绝遵守对人权的承诺。

在十二月十日当天,就有二十年前被以“六四暴徒罪”判刑入狱多年的武文建先生在推特上伤心地写道:

“昨夜,让朋友即时发来颁奖实况,用手机短信告之我。我眼含泪水,心中感慨二十一年半就这么过去了……最后宣读刘晓波的‘最后的陈述’时,我心彻骨的凉…… 青春的代价和二十一年的坎坷,等来的却是‘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在世界宣扬,‘最后的陈述’等同于在世界传播中共人权进步的表扬信。”

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之说是对身陷囹圄的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背叛,是对“六四”死难者亡灵的亵渎,是对为中国民主运动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的侮辱,是他二十年来美化中共人权的继续,是他公开取悦中共暴政的伪君子面目的又一次暴露。这与他二十年前在全国电视台掩饰中共天安门屠杀的讲话如出一辙。

早在二十年前刘晓波就提出“无敌意识”,即,不把共产党当敌人。现在,中国的温和合作派对此辩解说,这是刘晓波的大彻大悟之后的“大仁大爱之心”。实际上,这是把宗教观念带进政治领域,就如同在刑事案件中,把个人的宗教理念与罪行辩证搅在一起,用宗教意义上宽恕罪人的仁爱之心去取代司法对罪犯的审判,取代政治意义上对人权的捍卫。

我们都知道,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曾经遭受纳粹种族迫害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纪念馆和纪念碑,就是要告诉世人“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在中共仍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的严重时刻,刘晓波让人们不要把中共当敌人,等于是让人们忘却中共的罪恶,忘却亿万人在中共极权统治下遭受的深重苦难,让人们宽恕仍在作恶的中共政权。

当今,西方世界在与中共政府打交道时,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优先考虑而软化人权立场,减轻了对中共践踏人权行为的施压。在这种背景下,诺委会错误地把今年的和平奖授给备受争议的合作派人物刘晓波,并在颁奖仪式上宣读他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给他又一次美化中共人权的机会,这种作法不但伤害了中国民主事业和国内正在遭受压制和迫害的反对派,也必定傷害诺贝尔和平奖本身,使其因此蒙羞。

三妹
二0一0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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