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杀支那猪-----支那人愚昧的根源找到了,奴才的基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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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支那人愚昧的根源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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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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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叁桂

Joined: 04 Nov 2004
Posts: 9189

PostPosted: Thu Oct 23, 2014 8:47 pm Post subject: zt
:支那人愚昧的根源找到了 Reply with quote
在愚民方面,商鞅制定的主要政策有:


  其一,禁止民众阅读诗书。读书使人明智,知识就是力量。在迫不及待要使民众愚昧无知的统治者眼中,能使
人明智并带给人力量的诗书非常不合时宜。商鞅曾多次指出,诗书和礼乐、诚信、仁义,以及爱好和平之类的品行一
样,都是如同虱子般有害的。一个国家倘若容许这些东西存在,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他认定的理想状态是:“愚昧的
农民无知无识,不会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地种庄稼。”(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为了禁绝民众阅读
诗书接受教育,一辈子当个快乐的劳动机器和战争机器。商鞅像如今的扫黄打非展示胜利果实时,必定要把黄和非的
东西当众焚毁一样,也一把火烧掉了大量民间私藏的诗书。这一点,直接启示了秦孝公的孝子贤孙秦始皇,后来搞了
更大规模的焚书。可惜,就像唐代诗人讥讽的那样: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后历代统治者不时兴起文
字狱,把那些没有与时俱进的书籍视作人民不宜的洪水猛兽,其发明专利,即属商鞅先生。


  其二,禁止民众自由迁徙。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我们把那些大者地方数千里,小者不过数十里的诸侯称之为国
,但当时的国和今天的国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各国民众,都有自由迁徙、根据自己的
喜好择地而居的权利。齐国文化发达,我们迁到齐国;楚国好做生意,我们迁到楚国,均无不可。商鞅却认定,民众
自由迁徙,如果是迁到国外,必然会使秦国国君治下的民众减少。--那时不但不提倡计划生育,反而鼓励母亲们都
像羊妈妈猪妈妈一样,最好多生几个;即便民众只是在国内自由迁徙,他们也会因见多识广而不好管理。所以,商鞅
提出:“禁止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如此一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穷根究底,正是商鞅第一个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中止了
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其三,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再愚昧的民众,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就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自然就会
把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生活加以对比,从而产生统治者不待见的邪念。诚如是,则愚民政策肯定很失败。是故,愚民
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向民众鼓吹自己的政策亚克西的同时,还要隔绝民众与大墙外的沟通,这样谎言才会成
为真理,并被民众欣然接受。比如当年我们在吃糠咽菜都填不饱肚子时,却天真地相信,全世界还有2/3的劳苦大
众在受苦受累,在等待我们去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说到底,这就是商鞅的发明:“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
,那么国家就非常安全。”(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鞅的这条法令一经颁布,一道无形的叁八线便将秦国人民
与外界隔离开了。从此,这个世界就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秦国,另一个是他国。


  辱民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在这种卑贱猥琐的生活
中,民众就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异乎寻常的渴盼与崇拜。这样,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要求民众为
了所谓国家利益挺身而出时,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饿极了的狗看见肉骨头一样。因此,商鞅的意见是:“老百姓倘若有
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公务员;老百姓荷包里一旦有钱富起来,就会不把国家的赏赐当回事
。”(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基于这种理念,商鞅认为让民众辱、弱、贫是必须的,因为:“民众
处于卑贱之中,就会看重显赫的爵位;民众处于弱势地位,就会更加畏惧公务员;民众一穷二白,就会很在乎政府的
丁点儿赏赐。”(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得赏。)


  为了达到辱民目的,商鞅变法中有几条针对于此:


  其一,加重对民众违法的处罚力度,实行常年性严打,并建立连坐制度(重刑而连其罪)。连坐这东西,历代
统治者都看到了它的好处,乐此不疲地从商鞅那里抄袭下来。商鞅的连坐制度规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带受罚。
老百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连。五家称为伍,十家称为什。伍与什实行连坐--只要这五家或十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
,其他无辜者都得疼脚连着好脚,一并接受处罚。在伍什之内,民众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如果发现
奸人而不告发的,处以腰斩;积极检举揭发的,予以重奖。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政策下,当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甚
至亲族之间也因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而统统沦为潜在的告密者,每个人都不得不充当国家不花钱的特务时,其人格的
卑下、自私和渺小自不待言。


  其二,任用奸人。商鞅断定:“国家任用善良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那么民众就
会敬畏国家制度。”(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鞅变法的诸多条款中,这条最令人费解。按常识
,不论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良民总要比奸民好,为什么商鞅却认为要重用的不是良民而是奸人呢?其实,联系到前面
说过的连坐制度就能明白:具备健全人格而又良知未泯的良民,一般情况下,大抵不愿去充当不光彩的告密者。诚如
是,则连坐制就很难推行并见成效。与此相反,长期处于卑贱地位,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奸人们,在面对以官爵
作奖赏的政策时,他们见不得别人--这别人,有可能是邻居,有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是亲戚或兄弟--的过失,
如同苍蝇见不得血腥。当奸人得到重用,他们必将以一百倍的革命热情投身到为秦国国君服务的特务政治中去。当然
,这一改革措施的副产品是:一旦心地善良可能成为贾祸之由,而检举揭发却能升官发财,谁还会在意什么良知啊道
德之类的鸟玩意儿?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商鞅就神奇地把秦国这个原本就远离文明沐浴的国家变成了诸侯更加鄙
夷的没有人性的禽兽之国。


  其三,按照等级尊卑穿不同的衣服。不是那个等级的人,就不能穿那个等级的衣服,否则就是犯罪。这一条就
是以非常直白的方式,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叁六九等,其目的则是要刺激底层民众:满街都是穿制服的,你难道就不想
脱掉旧衣换新裳吗?--想?那很好,你就听政府的话,按政府的指示办事,检举他人,或是捐献粮食,或是到战场
上杀敌。


  仅仅使民众处于蒙昧和卑贱地位还远远不够,这最多只能说走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还得由国家
制订出强硬的政策,以使民众更加贫穷。既然国家与民众是对立的,那么国家要富强,民众就得穷弱。为此,商鞅实
施了以下几条新政:


  其一,打击商人,抑制商业。重农抑商的传统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年,其滥觞者便是商鞅。在《商君书》的不同
篇什里,商鞅不厌其烦地多次指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打击商人,最好是由国家出面,全面取缔商业。商鞅认为,
商人是游民,他们来往四方,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虽然可以使经营者致富,但对国家却有很强的腐蚀性:首先
,商人冲州撞府,见多识广,头脑灵活,不好忽悠;其次,商人收益多,而民众一旦富有,就会轻看国家的赏赐;第
叁,其他原本在家里踏踏实实种地的农民,要是看到商人经商致富,就会跟着捡样儿,这就动摇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基
本国策。是故,商鞅对商人无情打击:凡是擅自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收到官府为奴。此外,还针对具体
的商业门类,制订了颇为细致的具体措施。比如:禁止粮食交易;取缔民间旅馆;提高酒肉价格,以便让大多数人消
费不起,经营者只好关门。总之,打击商人,就是要使民众不可能通过贸易谋生,只能乖乖地被束缚在土地上,一辈
子做个没有非分之想的农民。


  其二,不仅以经商为职业的商人要严厉打击,即便是民众偶尔为之的商业活动,也在严禁之列。农民在向国家
纳粮时,没有运输工具的人家,往往会雇佣其他人的车子。这些帮人运粮的车子在返家时,通常也会顺带帮人运输货
物。这样看上去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严重违法的。商鞅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农民用自己的车子去帮人运输,就会
耽搁地里的农活。--主要靠在地里扒食为生的农民,难道真的会为了一点点补贴家用的外快就摞下一年的口粮吗?
这个理由肯定站不住脚。其实质,仍在于农民的这种偶然举动,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而除了从土里扒食被允许外
,其他任何可能给个人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为,都和大国崛起的主旨不相吻合。对此,商鞅规定,民间的车子、拉车的
牛和车子的载重量在纳粮时,必须和登记注册的情况相一致。


  其三,征收重税。征收重税的好处不言自明。一方面,国家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减少。那时候的主
要税种为人头税,为了避免民众偷逃赋税,商鞅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活着的人登记,去世时再
注销。其做法,和两千年后的今天没多大区别。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民众不能偷逃赋税,田野上就没有野草,那
么国家就富有了,国家富有了也就强大了”(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在防止普通民众逃税的同
时,还对被允许的少量商业加重赋税。“加重关税和市场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会轻易尝试经商,商人也会对自
己还能否坚持下去产生怀疑。”(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商鞅时期,秦国政府向民众收取的各种
赋税,再加上徭役折算成实物,据专家估算,大约相当于民众年收入的4/5。也就是说,一个秦国公民辛辛苦苦干
一年,到头来属于他自己的,不过是全部所得的20%,其余的80%,都被他那伟大的祖国巧取豪夺了。

来源: 选自《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一辑(P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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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松世: “使身朽武藏野,生生不息大和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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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小狐狸

Joined: 28 Dec 2008
Posts: 703

PostPosted: Fri Oct 24, 2014 6:53 pm Post subject: Reply with quote
使用象形文字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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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Britannia!
Britannia rule the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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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

Joined: 04 Nov 2004
Posts: 9189

PostPosted: Fri Oct 24, 2014 8:40 pm Post subject: Reply with quote
夜的小狐狸 wrote:
使用象形文字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得不不承认,支那统治者是最老练,最残忍,对支那民众最了解和最能把握其弱点加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独裁专
制制度的,而这些统治者中,尤以支工更加出神入化,变本加厉,集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和世界独裁政权之大成,所以
,支那民主之路,曲折漫长,至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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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

Joined: 18 Jun 2010
Posts: 393

PostPosted: Fri Oct 24, 2014 11:08 pm Post subject: Reply with quote
吴叁桂 wrote:

不得不不承认,支那统治者是最老练,最残忍,对支那民众最了解和最能把握其弱点加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独裁专
制制度的,而这些统治者中,尤以支工更加出神入化,变本加厉,集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和世界独裁政权之大成,所以
,支那民主之路,曲折漫长,至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腊肉《资治通鉴》学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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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支货

Joined: 09 Jul 2010
Posts: 410
Location: 支那国上海市东亚病夫区和谐巷
PostPosted: Sun Oct 26, 2014 10:55 pm Post subject: Reply with quote
我想讨论一下今天的支那还是"打击商人,抑制商业"吗? 现在支那的大老板小老板遍地都是,而且支共定的法
规体制也是有利于雇主不利于雇员的. 支那政府鼓励办公司吸血给自己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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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

Joined: 27 Sep 2009
Posts: 835

PostPosted: Mon Oct 27, 2014 6:11 am Post subject: Reply with quote
《商君书》中国独裁者驭民宝典 - 鲍鹏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Szx5YjFilw&spfreloa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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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
向日葵 http://japanfirst.asianfree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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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阳关

Joined: 10 Jul 2009
Posts: 162

PostPosted: Wed Oct 29, 2014 8:25 am Post subject: Reply with quote
媚语时代的喜感
10/23/2014 上午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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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愚


在回国的途中,不禁想起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国作协女主席铁凝为习近平召集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定
调之后,各路人马竞相开始了颂圣比赛。

“转折点。”被钦定为“网络作家”的“周小平”用了一个冗长而笨拙的长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仿佛看到了一
个站在田间地头的经验丰富的长辈在不厌其烦地耐心教导着别人应该怎样种地才会取得更好的丰收一般。”另一个网
络作家“花千芳”使用的是家常话:“总书记特别亲和,感觉就像是邻家大叔。……习大大一点也不胖,而是非常壮
实魁梧,他的话语和动作,给人感觉十分踏实。”

到了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这里,用的就完全是一种高级修辞手段了。这位浙江省作协主席描述道:“习大大多次脱
稿,停下来,富有深情地回忆他年轻时阅读文学作品的经历、感受、见解。”“富有深情”一词体现观察者的态度,
足矣。不,作家还要阐述自己丰厚的感受:“他读书之多、感悟之深、感情之浓,让我这个‘专业读书人’都感到汗
颜,”多、深、浓叁个形容词,见出心意和情意,已经令人有几分眩晕了。以“专业读书人”的身份赞美元首,他人
何敢多言!给出的两条理由更是让人惊骇:“因为有些书至今我都没有读过”,“有些书虽然读过,但也没有他有见
地”。完满漂亮,却经不住推敲:前一条属于恭维,谁也不可能与另一个人读过完全一样的书目;后一条更是无法服
人的虚词,哪些“见地”可算真“见地”?

如果不看下面这句话,人们就无法理解发出这种最高级赞美的动力。“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我的作品也被总书记关
注到了,在会后,总书记和大家一一握手的环节,当总书记得知我就是麦家时,他说:‘我看过你的《暗算》《风声
》,你是谍战剧第一人,歌颂的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原来是因为得到了首肯,方有深情款款的投桃报李之词。

至于小品王赵本山,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致了。报道称,10月19日深夜,赵本山从铁岭风尘仆仆赶往沈阳,召开
本山传媒演职人员学习和贯彻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大会。赵本山讲了整整四十分钟:“我是反
复仔细看了很多遍习总书记讲话,我很激动,很兴奋。甚至晚上睡不着觉,我们遇到了一个有梦的时代。一个正能量
的时代!文艺春天真正来了!我们要多出好作品,来报答人民。”“反复”、“仔细”“很多遍”连用,表明认真的
态度,“很多遍”显然属于谎话,到底多少遍?习近平的讲话明白易懂,一遍不懂,二遍三遍差不多了吧?若非严重
智障,绝不需要读“很多遍”。“激动”“兴奋”都可以理解,中国是有那么一些人,动辄便自我亢奋,但称“睡不
着觉”就过头了。还是演小品那股没话找话的傻劲儿。

“习总书记的讲话是对文艺工作者的鞭策,也为包括二人转在内的民间艺术如何繁荣指明了方向。”“习总书记的
讲话,把很多问题讲透彻了!”“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会让我们二人转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提升。”“从我做起,
大家都要严格要求,做一个人民喜欢的好演员。”

诚恳,谦卑,乖巧,仿佛在跟公众掏心窝,其演示的真诚几乎达到了天真与纯粹的程度。但无一字反省,在该自我
批评的地方,全用空话敷衍而过。赵本山知道靠忽悠称霸艺坛的时代结束了,他想用农民式的狡黠度过眼前这一关。

红卫兵一代执政,融入骨髓的毛泽东情结逐次发作,他们具有自我圣化的本能,刻意或不刻意地模仿其太祖毛泽东
的行为,冀望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酿造从前的气氛:通过大跃进式地制造偶像崇拜,确立不容置喙的统治威权;经由
持续的政治运动对民众进行洗牌,令其处于站队的焦虑之中。继军人效忠、官员表态之后,文艺界终于得到了这个倾
诉忠心的机会。渴望被宠幸,似乎是体制内文人的共同点。只有面对俯首示爱的权力时,他们才如此流光溢彩,仿佛
换了一副面孔。不管有多老迈,他们都怀揣一颗卑贱的心。

有外国历史学家讥讽中国无历史,意思是神州大地总在专制的磨盘里打转。变化其实还是有的。手头有一册淘来的
旧日记,主人是北京化纤学院男大学生H,里面有1966年8月18日接受毛泽东接见后的感言:“今天是我终生
难忘的一天,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在今天上午见到了我们伟大的导师,敬爱的领袖,生命航船的舵手毛主席
。”请看他的描述:“一个身材魁梧、健壮,满面红光的巨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我高声呼着
毛主席万岁!用力地晃着红色的语录本。那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相比这种狂热,2014年在大会堂发生
的事情应该算平静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塑造,不论如今的文宣们如何卖力,都达不到彼时的水准了。从放射灼目光
环的巨人到亲和微胖的邻家大叔,这或许就是进步。以前叫“爷爷”,现在降格为“大大”,也是不小的进步。

还有一个变化是,检讨不用写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岁月里,凡属革命对象的人,无不战战兢兢,悔罪求饶。1966
年8月间,沈从文先生写下这样的认罪书:“卅年前不听主席的话,好好为人民服务,前后廿多年中,专写反动坏文
章毒害青年,腐蚀青年,冒充‘作家’,其实只是个高级文化骗子。”自我贬损到令人痛心的地步。那是让所有知识
分子自毁尊严的年月,李可讲在《启功的人生智慧》一书里披露,启功先生曾在1970年代初写过更彻底的检讨书
:“若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触及灵魂,真切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恐怕我堕落还
要更深更险。我这后半生是毛主席给我的新生命、新灵魂。”

专制政权本身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就必须消灭人们独立思考的念头。通过树立谄媚榜样和打击异议者的两手,玩
弄芸芸众生于股掌之间。他们会不时抛出一两截肉骨头,逗引爬杆者灯蛾扑火。他们变换花样一茬茬筛选奴仆,持续
打击和瓦解反抗者、异议者的意志,最终令其达到形式上的完全顺从。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四川诗人廖亦武被捕入狱。十年后,他印制了一册名为《古拉格情歌》的诗集,囹圄
中的他写出了下面的诗句:

“我比一只狗还矮些

我还可以更矮

矮到为了自由而吃屎”

──《为二十三记耳光而作》

“这是第二十二天了,我撑不下去了

警察叔叔,警察爹,如果需要

我喊你雷锋爷爷

只要你解开我的反铐

让我抬一次臂

伸半个懒腰

然后彻底认罪,走向饭窗

然后为自己拿筷子、端碗

自己为自己擦个痛快屁股”

──《犯人的祖国》

……

当局设立的监狱,竟然能把一个气吞山河的诗人,折磨成这般低贱的模样。

在明白人看来,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称颂大典,魔幻般诡异,一切都好像在演戏。但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入戏的人
多如蚁群,演着演着便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由雄心勃勃的革命后裔组成的红卫兵帝国,正在重走“新中国”领路人毛泽东的路线。踌躇满志的掌权者们集权自
雄,他们唯一信服的便是权力。他们擅长玩的还是老派权力游戏:意志决定一切;唯我独尊,不服从者出局。他们好
像已经不在乎舆论,不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互联网残存的声音,只要能保祖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不变色,他们会作出
人们想不到的事情来。人们想问的是:运动式、选择性反腐积攒的声望,还够他们挥霍多久?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依法选举,依法执政,依法监督;依法轮流执政。道理就在那儿,路也在
那儿。
_________________
千里万里,流程多遥远
天涯海角,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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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渭分明

Joined: 10 Mar 2009
Posts: 46

PostPosted: Tue Nov 04, 2014 6:58 pm Post subject: Reply with quote
叁桂兄所言极是,不知哪里能读到全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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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

Joined: 04 Nov 2004
Posts: 9189

PostPosted: Wed Nov 05, 2014 1:14 am Post subject: Reply with quote
泾渭分明 wrote:
三桂兄所言极是,不知哪里能读到全文?谢谢!
我也找过,你Google一下,应该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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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

Joined: 27 Sep 2009
Posts: 835

PostPosted: Fri Nov 07, 2014 11:41 pm Post subject:
商鞅变法理念的核心:若要国家富强首在愚民弱民 Reply with quote
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一辑 作者:聂作平 原题为: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

令人非常意外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国崛起运动,竟然以近乎开玩笑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时间是距今两干多年前的公元前359年,地点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心目中,都异常边远的秦国首都栎阳。这天,
秦国政府在南门立了一根叁丈长的木棍,并宣称,如果有谁愿意把这根木棍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栎阳虽是秦国
都城,但比起今天的镇子,其实大不了多少,南门到北门,也就两叁公里吧。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政府竟然
愿意花费十金?围观的人都以为此乃咄咄怪事,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却没人接招。一会儿工夫,政府又加价了:还
是这根木棍,还是从南门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好半天,终于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并不沉重的木棍扛到
了北门。--他果然“意外”地得到了高达五十金的奖赏。

这起小概率事件的幕后推手有两个,一个是秦国最高统治者秦孝公,一个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工作的商
鞅。据说,商鞅之所以干出这种令时人和后人都啧啧称奇的怪事,是他怕民众不信任政府,需要通过这种出高价干无
聊事的方式来立信,来表明政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说到做到。所以,这件事的另一个历史名称就叫“徙木立信”
。徙木是否真的达到了确立政府信誉的预期,时过境迁,我们已经很难进行准确的评估。不过,以后人的眼光看,徙
木事件给了我们另一种深刻的暗示: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就在于它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从来都不惜采取任何极端的、
匪夷所思的措施。

事实上,一言以蔽之,商鞅变法果真就是一场极端的、匪夷所思的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民风的激进改革。改革
的目标是为了大国崛起,公正地说,商鞅做到了。但他本人却惨遭横死,而生活于这场崛起运动下的秦国民众,尽管
眼见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却不仅没能拥有日甚一日的幸福,反而与这个冷冰冰的祖国越来越对立。

商鞅并不姓商。他姓公孙,名公孙鞅,因具有卫国国君的远支血统,又称卫鞅。至于商鞅这个名字,那是多年以后
,当他在秦国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效,并率军打败了秦国的世仇魏国后,秦孝公把於和商的十五个邑作为他的
封地,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做商鞅。

商鞅时代,社会急剧动荡,天下风云四起。当是时,春秋时期的几百个诸侯国,经过几百年大鱼吃小鱼式的兼并,
已经只余下了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大诸侯和中山、宋等十几个蕞尔小国。春秋时期大师辈出、百家争鸣的
盛况,延至战国,已然急剧萎缩。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像老子、孔子和庄子那样追求形而上的思想,而
是热衷于能够迅速获取功名的权术。这种情况下,商鞅像他同时代的众多年轻人一样,对刑名之学非常推崇。春秋时
期百家争鸣,不管各自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但要言之,各家学说的核心其实只有两点:其一,君子如何修身;其二,
君王如何治理天下。但到了商鞅的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关心君子如何修身,而是只对君王如何治理天下感兴
趣。

秦国的起源,是在公元前9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王室养马,得到了一小块封地,号为秦赢,得以作为周王室
的附庸而存在于偏僻的甘肃一带。一百多年后,非子的后人秦襄公帮助周平王抵抗西戎进攻,并配合平王东迁,平王
于是把秦从附庸提升到了诸侯地位。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秦国才与东方的其他诸侯平起平坐。由于地处苦寒边远
之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虽然出现过秦穆公这样的霸主,但大多数秦国国君都碌碌无为,秦国一向被
东方诸国看不起,“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国际上根本不把秦国视为平等的成员,而是把它看做未
开化的野蛮人部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这是一个只有21岁的热血青年。就在几年前,当他的父亲为国君时,曾经在与魏
国的石门大战中大获全胜,这是秦国多年以来对东方诸侯的一次少有的胜仗。父亲的壮举与秦国的尴尬都在激励着这
个企图励精图治的年轻君主。他耻于秦国的落后状况,决心施行改革,以便使被诸侯轻看的秦国强大。

为此,甫一上任,秦孝公就发出了求贤令。在求贤令里,他极其沉痛地指出了秦国面临的困境:“国家内忧不断,
根本无暇顾及外事,叁晋攻占了我们祖辈所据的河西,诸侯看不起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啊。”(国家内忧,未遑
外事,叁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宣布:“不管是我国干部群众还是外国友人,凡是有能力
有办法使秦国强大的,我就给他官做,并分封他。”(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就是在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前往栎阳的。相对于秦国,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
不仅是为了使秦国崛起,他还想给自己搏一个出人头地的锦绣前程。

在这之前,卫国人商鞅在秦国的仇国魏国谋生,充任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虽已年迈多病,却有识人之明。他
认为商鞅是个人才,极力向魏惠王推荐。但魏惠王对商鞅不屑一顾。公叔痤又提议,即便你不肯用他,那也必须杀了
他,免得他为别的国家服务。但魏惠王的反应,正如商鞅在获知此事后对公叔痤说的那样:他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
,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就在秦孝公继位前一年,公叔痤在与秦国的战争中被生擒。商鞅在魏国失去了主子,再
加上第二年秦孝公的求贤令传来,他便义无反顾地奔赴了远离中原的栎阳,希望在那个被东方文明国家视为蛮夷之地
的边远小邦混出个名堂来。

虽说秦孝公下了求贤令,但也不是随便哪个冒充人才,他都会亲自接见。这样,自以为怀揣利器的商鞅也不得不找
门子走捷径,那就是通过秦孝公特别宠信的近臣景监,由他向秦孝公推荐自己。关于景监,有人认为他的身份是宫中
太监,但至少目前史料还不足以证明或证伪。司马迁只说他是孝公的“宠臣”、“嬖臣”,总之,就是领导身边说得
上话的红人吧。

秦孝公与商鞅在正式确立主仆关系之前,一共交谈了四次。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谈帝道,也就是如何用三代圣
君的办法统治国家。秦孝公对此很不感冒,不时低头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讲解王道,也就是儒家提出的仁
义治天下的主张。这个还是没能提起秦孝公的兴趣。第三次,商鞅试着给秦孝公分析霸道,也就是用法令和武力治理
国家。这一回,秦孝公来劲了。事后,他告诉景监,你那个朋友还不错,我还想和他谈谈。第四次,商鞅终于知道秦
孝公要的是什么了,他一上来就摸着了秦孝公的G点,给他头头是道地讲解强国之道。--秦孝公的G点就是,他没
有耐心去做什么叁代的圣君,他要的东西非常实际,就是如何让秦国以最快的方式做大做强。

从商鞅四次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便适应秦孝公之所需来看,他其实并没有理想。或者说,他的理想只是希望秦
孝公在给他施展身手的政治舞台的同时,顺便给他鲜衣怒马的高官厚禄。与此相反,秦孝公则是有理想的,他的理想
就是尽快使秦国强大,不仅不能再让东方诸侯瞧不起,还要进一步使他们臣服甚至干掉他们。当商鞅如愿以偿地成为
秦国这个以秦孝公为董事长的无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时,老板的理想也就成了他的理想,老板的灵魂也就成了他的灵
魂。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鼎立,争战不已。本质上说,每个诸侯国的国君,都盼着自己一枝独大,成
为天下霸主。为此,先后有多个诸侯国,进行了多次政治、经济改革。但像商鞅变法的步子那么大,以至于大得扯着
蛋的,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商鞅变法分为两步推进。第一步是在公元前359年,第二步是在公元前350年。从秦孝公任命商鞅为主持变法
工作的左庶长开始,到秦孝公去世后商鞅本人惨遭横死为止,商鞅新政在秦国持续了l9年。l9年的兢兢业业,秦
国的确如同秦孝公和商鞅规划的那样,非常神奇地从西方崛起,不但击败了老对手魏国,还把疆土向东方扩展了一大
步。一百多年后,奉国能在七国中秀出,成为战国的终结者.也和商鞅变法密不可分。

吊诡的是。尽管秦国的崛起非常成功,但秦国依然被东方诸侯轻看。先前是把这个国家看作夷翟之邦,后来则把它
视为虎狼之国。~句话。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富足,这些表明国家强盛的元素,并没有为秦国赢得比以前稍好的
国际形象。相反,东方诸侯从轻看秦国变成了仇视秦国。秦国的国际形象比以前更差了。至于生活在商鞅时期的秦国
民众,他们对商鞅这个一心帮助自己祖国崛起的外国人,更无好感可言。

商鞅的政治主张和变法精神,集中展示在后人为他编纂的《商君书》里。商鞅在秦国历时l9年的变法,要言之,
最核心的东西不过两个字:农战。农是农业,战是军事。和当时的大多数变法一样,商鞅的从农战着手的改革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显然,他的新鲜之处不在于改革对象,而在于改革理念和改革手段。

商鞅的改革理念,在《商君书》里可以找出几句话来概括。其一:“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
;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政作民之所恶,
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其二:“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
国家富有,但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但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
,叫做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
重贫,重贫者弱。)其叁:“人民弱势,国家就强大,人民强大,国家就弱势,所以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
于弱势。”(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凡此种种,在《商君书》的不同篇章里,都以大同小异
的表述出现过,它们无疑就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他的理念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
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要实现独裁者让国家强大的理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民更加弱小--
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泪水。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的崛起,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
价。

在这种改革理念之下,商鞅变法的具体手段,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使民弱来达到使国强的政治理想而展开的。
对生活在彼一时代的秦国人来讲,这政治理想来自于老板秦孝公也好,还是来自于商鞅这个外籍助理也罢,都是一种
从天而降的苦难。概括说,商鞅变法的主要手段,就是从叁个方面来弱民,通过弱民,使国家崛起。这叁个方面分别
是:愚民、辱民和穷民。

在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施行独裁的统治者眼里,如果治下的人民都是些蒙昧无知的愚民,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因为
愚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比较好欺骗,甚至他们感知痛苦的能力也相应迟钝。所以,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把全国人
民都变成一个个连名字都不需要的只有编号的机器。在愚民方面,商鞅制定的主要政策有:

其一,禁止民众阅读诗书。读书使人明智,知识就是力量。在迫不及待要使民众愚昧无知的统治者眼中,能使人明
智并带给人力量的诗书非常不合时宜。商鞅曾多次指出,诗书和礼乐、诚信、仁义,以及爱好和平之类的品行一样,
都是如同虱子般有害的。一个国家倘若容许这些东西存在,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他认定的理想状态是:“愚昧的农民
无知无识,不会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地种庄稼。”(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为了禁绝民众阅读诗书
接受教育,一辈子当个快乐的劳动机器和战争机器。商鞅像如今的扫黄打非展示胜利果实时,必定要把黄和非的东西
当众焚毁一样,也一把火烧掉了大量民间私藏的诗书。这一点,直接启示了秦孝公的孝子贤孙秦始皇,后来搞了更大
规模的焚书。可惜,就像唐代诗人讥讽的那样: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后历代统治者不时兴起文字狱
,把那些没有与时俱进的书籍视作人民不宜的洪水猛兽,其发明专利,即属商鞅先生。

其二,禁止民众自由迁徙。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我们把那些大者地方数千里,小者不过数十里的诸侯称之为国,但
当时的国和今天的国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各国民众,都有自由迁徙、根据自己的喜好
择地而居的权利。齐国文化发达,我们迁到齐国;楚国好做生意,我们迁到楚国,均无不可。商鞅却认定,民众自由
迁徙,如果是迁到国外,必然会使秦国国君治下的民众减少。--那时不但不提倡计划生育,反而鼓励母亲们都像羊
妈妈猪妈妈一样,最好多生几个;即便民众只是在国内自由迁徙,他们也会因见多识广而不好管理。所以,商鞅提出
:“禁止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如此一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穷根究底,正是商鞅第一个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中止了人民用
脚投票的权利。

其三,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再愚昧的民众,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就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自然就会把自
己的生活与外面的生活加以对比,从而产生统治者不待见的邪念。诚如是,则愚民政策肯定很失败。是故,愚民政策
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向民众鼓吹自己的政策亚克西的同时,还要隔绝民众与大墙外的沟通,这样谎言才会成为真
理,并被民众欣然接受。比如当年我们在吃糠咽菜都填不饱肚子时,却天真地相信,全世界还有2/3的劳苦大众在
受苦受累,在等待我们去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说到底,这就是商鞅的发明:“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那
么国家就非常安全。”(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鞅的这条法令一经颁布,一道无形的叁八线便将秦国人民与外
界隔离开了。从此,这个世界就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秦国,另一个是他国。

辱民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在这种卑贱猥琐的生活中,
民众就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异乎寻常的渴盼与崇拜。这样,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要求民众为了所
谓国家利益挺身而出时,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饿极了的狗看见肉骨头一样。因此,商鞅的意见是:“老百姓倘若有了他
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公务员;老百姓荷包里一旦有钱富起来,就会不把国家的赏赐当回事。”(
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基于这种理念,商鞅认为让民众辱、弱、贫是必须的,因为:“民众处于卑
贱之中,就会看重显赫的爵位;民众处于弱势地位,就会更加畏惧公务员;民众一穷二白,就会很在乎政府的丁点儿
赏赐。”(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得赏。)

为了达到辱民目的,商鞅变法中有几条针对于此:

其一,加重对民众违法的处罚力度,实行常年性严打,并建立连坐制度(重刑而连其罪)。连坐这东西,历代统治
者都看到了它的好处,乐此不疲地从商鞅那里抄袭下来。商鞅的连坐制度规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带受罚。老百
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连。五家称为伍,十家称为什。伍与什实行连坐--只要这五家或十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其
他无辜者都得疼脚连着好脚,一并接受处罚。在伍什之内,民众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如果发现奸人
而不告发的,处以腰斩;积极检举揭发的,予以重奖。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政策下,当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亲
族之间也因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而统统沦为潜在的告密者,每个人都不得不充当国家不花钱的特务时,其人格的卑下
、自私和渺小自不待言。

其二,任用奸人。商鞅断定:“国家任用善良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那么民众就会敬
畏国家制度。”(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鞅变法的诸多条款中,这条最令人费解。按常识,不
论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良民总要比奸民好,为什么商鞅却认为要重用的不是良民而是奸人呢?其实,联系到前面说过
的连坐制度就能明白:具备健全人格而又良知未泯的良民,一般情况下,大抵不愿去充当不光彩的告密者。诚如是,
则连坐制就很难推行并见成效。与此相反,长期处于卑贱地位,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奸人们,在面对以官爵作奖
赏的政策时,他们见不得别人--这别人,有可能是邻居,有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是亲戚或兄弟--的过失,如同
苍蝇见不得血腥。当奸人得到重用,他们必将以一百倍的革命热情投身到为秦国国君服务的特务政治中去。当然,这
一改革措施的副产品是:一旦心地善良可能成为贾祸之由,而检举揭发却能升官发财,谁还会在意什么良知啊道德之
类的鸟玩意儿?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商鞅就神奇地把秦国这个原本就远离文明沐浴的国家变成了诸侯更加鄙夷的
没有人性的禽兽之国。

其三,按照等级尊卑穿不同的衣服。不是那个等级的人,就不能穿那个等级的衣服,否则就是犯罪。这一条就是以
非常直白的方式,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叁六九等,其目的则是要刺激底层民众:满街都是穿制服的,你难道就不想脱掉
旧衣换新裳吗?--想?那很好,你就听政府的话,按政府的指示办事,检举他人,或是捐献粮食,或是到战场上杀
敌。

仅仅使民众处于蒙昧和卑贱地位还远远不够,这最多只能说走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还得由国家制订
出强硬的政策,以使民众更加贫穷。既然国家与民众是对立的,那么国家要富强,民众就得穷弱。为此,商鞅实施了
以下几条新政:

其一,打击商人,抑制商业。重农抑商的传统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年,其滥觞者便是商鞅。在《商君书》的不同篇什
里,商鞅不厌其烦地多次指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打击商人,最好是由国家出面,全面取缔商业。商鞅认为,商人
是游民,他们来往四方,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虽然可以使经营者致富,但对国家却有很强的腐蚀性:首先,商
人冲州撞府,见多识广,头脑灵活,不好忽悠;其次,商人收益多,而民众一旦富有,就会轻看国家的赏赐;第叁,
其他原本在家里踏踏实实种地的农民,要是看到商人经商致富,就会跟着捡样儿,这就动摇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基本国
策。是故,商鞅对商人无情打击:凡是擅自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收到官府为奴。此外,还针对具体的商
业门类,制订了颇为细致的具体措施。比如:禁止粮食交易;取缔民间旅馆;提高酒肉价格,以便让大多数人消费不
起,经营者只好关门。总之,打击商人,就是要使民众不可能通过贸易谋生,只能乖乖地被束缚在土地上,一辈子做
个没有非分之想的农民。

其二,不仅以经商为职业的商人要严厉打击,即便是民众偶尔为之的商业活动,也在严禁之列。农民在向国家纳粮
时,没有运输工具的人家,往往会雇佣其他人的车子。这些帮人运粮的车子在返家时,通常也会顺带帮人运输货物。
这样看上去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严重违法的。商鞅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农民用自己的车子去帮人运输,就会耽搁
地里的农活。--主要靠在地里扒食为生的农民,难道真的会为了一点点补贴家用的外快就摞下一年的口粮吗?这个
理由肯定站不住脚。其实质,仍在于农民的这种偶然举动,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而除了从土里扒食被允许外,其
他任何可能给个人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为,都和大国崛起的主旨不相吻合。对此,商鞅规定,民间的车子、拉车的牛和
车子的载重量在纳粮时,必须和登记注册的情况相一致。

其三,征收重税。征收重税的好处不言自明。一方面,国家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减少。那时候的主要税
种为人头税,为了避免民众偷逃赋税,商鞅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活着的人登记,去世时再注销
。其做法,和两千年后的今天没多大区别。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民众不能偷逃赋税,田野上就没有野草,那么国
家就富有了,国家富有了也就强大了”(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在防止普通民众逃税的同时,
还对被允许的少量商业加重赋税。“加重关税和市场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会轻易尝试经商,商人也会对自己还
能否坚持下去产生怀疑。”(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商鞅时期,秦国政府向民众收取的各种赋税
,再加上徭役折算成实物,据专家估算,大约相当于民众年收入的4/5。也就是说,一个秦国公民辛辛苦苦干一年
,到头来属于他自己的,不过是全部所得的20%,其余的80%,都被他那伟大的祖国巧取豪夺了。

其四,将山林和湖泊收归国有。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扩大国有资本,还在于商鞅认为,依靠山林和湖泊谋生的猎人
、药农和渔民,也是不务正业的被打击对象。--他们没有被绑在土地上,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政府不方便管理。

要言之,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农民,另一种是战士,而农民和战士是可以
互相转换的。前提是如果祖国需要的话。此外,农民和战士都必须愚昧无知,这样才能被政府充满谎言的一张布告就
弄得热血沸腾;农民和战士还必须是卑贱的和贫穷的,这样政府才能用爵位和财物之类的小恩惠,吊起他们的胃口,
他们才会随时为了博得这些东西而不惜举报一口井里喝了几十年水的老邻居、老朋友,或是在战场上像一头嗜血的恶
狼,为了秦国的利益而充当炮灰,事后还自以为浑身都是血染的风采。商鞅相信,只有这样的变法,才能使秦国出现
两种他需要的局面:其一:“君主掌握了治理民众的关键原则,那么民众就会不等君王赏赐就觉得君王可亲可敬;不
等君王封爵加禄,民众便听从命令;不等君主使用刑罚,民众就争相为君主去送死。”(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
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其一:“老百姓听说要打仗,欢喜得像饿狼看到肉。为了
打仗,父亲送儿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欢天喜地上战场。都说,你丫要是没砍下敌人的脑袋,就不要活着回
来见我。”(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日:不得,无反。)

商鞅的这些新法,可能会令今天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当然,商鞅的另一些措施,从今天的视
角看,也是进步的和积极的,比如“平斗斛权衡丈尺”,就是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热身。“集小都乡邑聚
为县”,则是后来郡县制的雏形。但分析商鞅的绝大多数改革政策,秦国民众无疑就是这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处于
被盘剥与被侮辱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改革应该是行不通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商鞅的改革居然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见
影的效果。按太史公的说法,那就是,当商鞅的改革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秦国民众对新法非常满意,路上没有人
捡东西,山里没有强盗,家家都丰衣足食。民众为国打仗很英勇,喝酒闹事打群架却很胆小,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大治(
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把民众置于与国家对立地位,
志在愚民辱民弱民的改革,怎么看怎么别扭,可它居然成功了,天底下的事难道真的可以如此倒行逆施吗?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的改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帝道、王道的理想境界,秦孝公等不及,因而必须用简单的
、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抓农业,等于让国家经济有了保障;抓军
事,这是那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年代里,最硬的硬道理。商鞅变法和历史上的其他多次变法一样,还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通过改革,让原来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失利,让原来的一部分什么也没有的草根,得到些蝇头小利。商鞅改革中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军功的贵族,一律废除名位,而普通民众,只要战场上杀人够多,也可以授予爵位。这就意
味着改革是在为秦国社会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也会获得为数众多的支持。毕竟任何一个
社会,处于草根的底层总是占绝大多数。每五人设一屯长,每一百人设一将。打仗时,百将和屯长如果没斩获敌人的
首级,统统处死。如果斩获首级叁十叁颗,就算达标,百将和屯长可晋爵一级。在围攻敌方城市时,斩获首级八千颗
以上,就算达标;在野战中斩获首级两千颗以上,也算及格,各级将领都可得到奖赏。这支依靠爵位来拉动和刺激的
军队,其嗜血癫狂显然不是东方诸侯所能抵挡得住的。文明败给了野蛮,是因为野蛮可以藐视一切人间道德。

但是,商鞅的改革措施,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富强,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则注定将把这个国家引向灾
难。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要想暂时挽救他的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猛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终将害
命。--秦始皇时代,秦国施行的仍然是商鞅当年的基本国策,它使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
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怪圈。究其因,就是商鞅变法这剂药过于生猛,一个正常国家,不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猛药

商鞅的改革,一开始便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贵族们的反对,虽然大抵是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但商鞅改革对民
众的伤害,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由于得到了秦孝公始终如一的力挺,商鞅变法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行。其
间,商鞅为了给反对派一点颜色看看,非常严厉地处罚了带头起哄的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他们一个
被处以割掉鼻子的劓刑,一个被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对这两个优雅的老贵族来说,这种令他们颜面扫地的处罚,简
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当然,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是“天资刻薄人”,“少恩”。究其实质,商鞅和他的老板秦孝公都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实用主
义者,为了理想中的大国崛起,无论执行怎样难以理喻的政策,无论秦国民众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都是在所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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