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屈辱﹑掙扎﹑逃亡﹑探索﹑戰鬥 竊國共匪鐵血蹂躪下逼出來的人生(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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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紀曉峰回憶錄 于 August 09, 2018 02:39:22:

紀曉峰回憶錄(十一)
分类: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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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屈辱﹑掙扎﹑逃亡﹑探索﹑戰鬥

竊國共匪鐵血蹂躪下逼出來的人生

十一. 到處“王倫”海外難覓“水泊梁山”

我到瑞典之後﹐很快同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處的二秘金星熟悉了﹔每次我到斯德哥爾摩﹐他就熱情地領著我找便宜的青年旅館﹐我需要中文娛樂﹐他就借給我民國的電影﹑歌舞錄像帶﹐甚至還為我這個不食西餐﹑不願洋化的流亡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中國飲食製作烹飪教學帶﹐讓我能在海外仍然保有一個中華文化的生活環境。1997年冬﹐我獲得了一個機會﹐去台灣參加“大陸青年文化交流”暑期夏令營﹔閻爽爭著要去﹐她才是真正的青年﹐金星為她多次努力﹐但台灣方面還是拒絕了﹐我只好獨自前往。98年6月﹐我第一次到達台灣﹐住在國軍記念館﹐幾個年青台灣女學生接待了我﹐向我介紹台灣沒有“政治”課的學校生活﹐帶我觀看學生們自己創作的舞蹈﹑戲劇表演﹐參觀“中正記念堂”國軍儀仗隊正步舉槍敬禮蔣公銅像的莊嚴儀式。台灣民眾展現在我面前的中華文化氣息﹐民主自由而充滿朝氣﹐讓我這個遭受竊國共匪幾十年迫害的游子﹐真正感受到了回到祖國的溫暖。然而﹐一個根本無法接受的場景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一群共匪第五縱隊﹐開著敞篷汽車﹐瘋狂揮動著五星血旗﹐在台北車站旁的鬧市區喧哮而過。我跑到“陸委會”﹐表明身份後提出質問﹐那時的主任正好是蔡英文﹐一個女處長出來解釋說﹐“台灣是民主社會﹐五星血旗鬧劇不違法﹐政府不能干涉”。

接下去﹐謂之“大陸青年文化交流”的主節目在“台大”禮堂開場了﹔會議組織者葛永光﹐把一個名叫薛理泰的人迎上了講臺﹐說他是中共匪國在美國智庫的學者。就這樣﹐與會者被迫聽了他一個多小時﹑懶婆娘裹腳布般又臭又長的共匪宣傳﹐主題是“共產國際”早已解散﹐世界上早已經不存在共匪威脅了。九死一生逃出共匪國的我﹐好容易來台灣一次﹐竟然被圈起來聽第五縱隊匪特信口開河﹑滿嘴放屁﹐早就氣得忍不住了﹐待薛話音一落﹐當即站起來指責薛理泰故意歪曲歷史﹕“共產國際之後有九國情報局﹐九國情報局因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反蘇解散後﹐又有全世界共產黨大會﹐共產匪的魔影一直都游蕩在世界上空﹐難道你作為共匪主義學者連這麼簡單的歷史常識都不知道”。葛永光見我弄得薛理泰匪形畢現﹑下不了台﹐一個勁兒地搖鈴叫嚷﹐“每人發言只許3分鐘”﹔我不甩他﹐還是繼續把話說完﹐氣得葛永光大喊大叫快關擴音器﹐可他那裡知道﹐紀曉峰是出名的大嗓門﹐我揭露共匪的聲音繼續響徹整個會議大廳。最後﹐當我憤而起身﹐走出這個匪語放屁的“交流”會時﹐身後爆發出了轟雷般的掌聲和叫好聲。我離開台大﹐徑直去了反共救國團﹐名義上主辦這次“交流會”的“救國團”秘書處專員熊自慶告訴我﹐“救國團”早已不是蔣經國時代的“反共救國團”了﹐李登輝只允許“救國團”參與文教工作﹐葛永光引進共匪宣傳﹐在台灣早就不是什麼怪事了。事實上﹐葛永光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秦儈式政客。2006年8月28日下午一時﹐他陪同當時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出席洛杉磯僑界在西來大學舉行的“國是論壇”﹐就大放噘詞﹐主張“一中框架下”共匪“統一”。當時﹐我遞條上臺﹐讓主持人讀出“葛永光是共匪統戰特務”﹐葛永光氣急敗壞﹐站在台前問誰寫條誣蔑他﹔我當即挺身而起﹐問葛永光可否記得8年前被他“只許3分鐘”的紀曉峰﹐他楞了一下﹐張口就罵﹐“你是軍情局特務”。在場的洛杉磯僑民頓時全都驚呆了﹐一個堂堂國府大員﹐竟稱自己的“軍情局”是特務機構﹐這等於是公開承認自己是共匪統戰特務﹔吳伯雄一看會再開下去沒法收場了﹐趕緊說“散會﹑散會”﹐拖著葛永光就跑進後台去了。

回到烏墨爾﹐家裡出大事了﹐閻爽拿到瑞典護照的第三天﹐就演了一齣“家暴”戲﹐然後乘我不在家﹐卷上行李就消失了﹔這對毫無精神準備的我﹐簡直是晴天霹靂﹐因為我早就跟閻爽說過﹐我倆年齡差距太大﹐她不需要跟著我浪費青春﹐而且我還為她找了一位瑞典政治學博導﹐對方也接受了﹐準備暑假過後就送她去攻讀政治學博士。閻爽的悲慘命運﹐得從我週邊出現了匪特說起。當時﹐在我住的山頂高樓裡﹐8樓最高﹑是我家﹐3樓是山西來的政治避難者郭承東﹐據說他是六四遭政治迫害出逃的﹐2樓是另一家來自共匪國的政治難民﹐名字記不得了。郭承東因為老婆被共匪攔截﹐沒辦法夫妻團聚﹐所以有一段時間﹑抱了個鋪蓋卷﹑睡在中共匪駐在斯德哥爾摩大使館門口示威﹔我擔心他的安危﹐這段時間也抽空去匪共大使館門前轉遊﹐幫郭擠兌外出的共匪狗官﹐造聲勢﹑給共匪加壓力。郭的個人“要老婆”示威﹐在當時瑞典成了大新聞﹐最後不知是共匪被鬧得國際出醜沒折了﹐還是故意要把郭那個匪黨黨員老婆送到瑞典﹐反正郭承東最後是家庭“團聚”了。我從台灣回來﹐突然聽說郭承東離婚了﹑消失了﹐他那個共匪黨員老婆一個人挺著7﹑8個月的大肚子在樓下單過﹔而且﹐就在我去台灣的前後幾個月﹐騷擾電話不聽地響﹐我那和電話連接的門鈴也會半夜裡響聲大作﹐閻爽被嚇得要死。我通過電話局鎖定了騷擾電話﹐然後按照話局提供的地址前往問罪﹐竟然發現這騷擾黑手是兩個自稱民運﹑經常來我家的海南島兄弟﹔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幹﹐他倆推說是“老婆幹的﹐我們不知道”。我二話不說﹐把這倆個傢伙交給了警察局。閻爽消失後﹐我向鄰居調查﹐發現這兩個海南島兄弟的老婆﹐同郭承東老婆串的很近﹐幾乎每天都長在3樓﹐而且我去台灣期間﹐閻爽也常常去三樓。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我早就被共匪特務盯上了。

不過﹐閻爽是如何被共匪蠱惑的﹐我不得而知﹐一直是個迷。我曾猜想﹐因為大多數共匪國女人有出國“找好生活”的心裡﹐才讓匪特鑽了空子﹔甚至也回想起﹐閻爽在哈巴羅夫斯克突然發“神經病”﹐以及那晚軟臥車箱裡門反鎖﹑5000美金神秘被劫﹐懷疑閻爽是否從一開始就有問題。倫敦國際大赦的亞洲事務秘書﹑香港人洪淑媛﹐聽說閻爽突然消失﹐安慰我說﹐“這不奇怪﹐民運許多出名人物的老婆﹐既使是原配﹐到了國外也都離婚跑了﹐紐約胡平的老婆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我還是一直對閻爽不辭而別耿耿于懷。3年後﹐我突然接到閻爽電話﹕“爹快來救我﹐我在哥德堡精神病院裡殺了人﹐你趕快去見律師lalf eckman﹐幫我想辦法”。原來﹐閻爽離開我後﹐一直一個人住在哥德堡一間公寓裡﹐孤寂﹑苦悶讓她發了瘋﹐她把家裡的被子﹑衣物﹑手錶﹑手機統統從陽臺扔了出去﹐並且站在陽臺上大喊大叫﹐鄰居認為她有精神病﹐就把她送進了精神病院。一個沒有精神病的人﹐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又豈能不真的犯精神病﹔閻爽忍受不了她旁邊一個80多歲老太不停地哭哭啼啼﹐就用塑料袋把老太頭給套起來了﹐這老太本來就有病﹐被閻爽一套就悶死了。我了解情況後找到律師﹐律師建議為減輕殺人罪﹐只好按精神病處理﹔我幫閻爽作了相應旁證﹐這以後就又失去了閻爽的消息。2012年4月﹐我從美國回到瑞典﹐在稅務局人口登基處查到了閻爽的地址﹐我趕緊跑到她住的公寓找她。我見到的閻爽﹐已經變成了胖胖的﹑胸脯肚子鼓鼓的﹑兩手抖得跟日本電影裡“橫碌靜二”一般﹑一顆接一顆抽著煙的“俄國”大媽﹐她已經同另一個會說兩句半中文的﹑瑞典精神病男人結婚﹐好像是政府規定兩人必須同住﹐外出必須相互報告。我問閻爽﹐“回去看過你爸嗎﹖你爸來看過你嗎﹖”她搖搖頭﹐只說她爸有打電話來。我知道﹐兩手顫抖是服用精神病藥物的反應﹐我建議她搬出精神病屋﹐到馬爾墨來住﹐這樣我可以就近照顧她﹐但她拒絕。我離開時她送我下樓﹐我倆在門洞站了很久﹔我問她要電話號碼﹐她不願意給我﹐我問她當初離開烏墨爾時﹐樓下特務是如何蠱惑她的﹐她悶聲不想﹐只說“爹﹐我記得你”。在哥德堡碰到了一個認識閻爽的中國女人﹐她極為驚訝﹕“你就是紀曉峰﹖閻爽現在的老公有錢﹐她一個人經常跑到館子裡大吃大喝﹐每每向旁邊的中國人嘮叨﹐紀曉峰如何如何對她好”。看到聽到閻爽的悲慘命運﹐我內心總覺得對不起那個在莫斯科陪我打拼兩年﹑最後走向自由瑞典的28歲東北姑娘。直到今天﹐寫回憶錄時﹐我流著眼淚寫下了這個至今沒有答案的淒涼故事。

99年夏天﹐歐洲中山學會在斯德哥爾摩舉辦中共匪國問題研討會﹐秘書長告訴我﹐“劉賓雁和你紀曉峰作共同主講人” ﹔我高興極了﹐能夠同久負盛名的共匪主義叛逆學者見面﹐尤其是作為反共研討會的共同主席﹐真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在俄國期間﹐就同劉賓雁有書信來往﹐他開了一長串俄國書名﹐要我幫他購買﹔厚厚的硬殼精裝書﹐我都一本本替他寄去了美國﹐他回信感謝說﹐“我在海外民運圈從來沒有遇到過你這樣誠懇待人的朋友”。斯德哥爾摩研討會的場地﹐由當地民運頭目張裕安排﹐我同劉賓雁並排坐在主席位上﹐兩人第一次親密握手。隨後﹐劉賓雁就口若懸河侃侃談起了共匪竊國以來的諸多血腥罪惡﹐因為他曾經身處共匪高層﹐共匪的許多暴政內幕是一般人前所未聞的﹐遺憾的是﹐就在大家熱烈鼓掌之際﹐劉賓雁激勵人心的講演嘎然而止。下文呢﹖共匪國人應如何推翻竊國共匪極權暴政﹖我請劉先生就此導出結論﹐但幾次催促﹐劉先生都悶省不響。我不得不在緊接著的﹑自己的演講中﹐按劉先生的邏輯明白指出﹐必須用革命推翻共匪﹑清算共匪﹐中國大陸才能真正回歸民主自由。突然﹐就在臺下對我的講演鼓掌﹑讚賞之際﹐高佩沛其等幾個海外“民運”頭面人物站了起來﹐大聲說“會議主席輪流做莊﹐我是天津警察大學畢業﹐我也有大學畢業證﹐我對民運有過……貢獻”。就這樣﹐我想像中的﹑反共人士本可進一步探討武裝革命問題的研討會﹐最後不得不在匪警狗變身“民運”的高沛其之流“搶食”般喧嘯聲中﹐被無結局收場﹐而那個對我“誠懇待人”千謝萬謝的劉賓雁﹐也逃之夭夭﹑從此不見人影了。

與會的斯德哥爾摩大學生姜凱夫妻﹐為了聯絡感情﹐招呼大家下午到他家包餃子﹔熱騰騰的餃子上了桌﹐大家等待許久﹐劉賓雁沒有來﹑東道主張裕也沒有出現。大家遺憾地邊吃餃子邊聊起了此次研討會的背景故事﹐說劉賓雁帶來了十萬美金﹐要創辦海外流亡者“獨立中文筆會”﹐這筆錢被張裕和他的搭檔王冷娜私吞﹑買了房子。我對此將信將疑﹐直到前幾年“中文筆會”爆發兩主席之爭﹐貝嶺和廖天琪狗咬狗﹑咬出九萬美元不知去向﹐而張裕至今都是“中文筆會”的幕後“老闆”﹐我才相信﹐當時斯德哥爾摩民運圈對張裕的議論不假。事實上﹐早在郭承東共匪大使館示威期間﹐由於常跑斯德哥爾摩﹐張裕就曾熱情招待過我。他開著車帶我到處逛﹐向我展示新一代計算機淂網絡功能﹐那時最令我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是﹐只要張裕的車一啟動﹐他那車中就響起了共匪歌曲。“民運”人物怎麼總是對共匪如此戀戀不捨﹐我一直想不通﹔現在我明白了﹐所謂“民運”﹐最多不過是共匪“良變”﹐他們大多數人想的是共匪改良﹐從來沒有想過﹑甚至根本拒絕推翻並清算“諜親娘親不如共產匪黨親”的極權暴政。也正是這一“改良”思維統治著所謂“民運”﹐“民運”圈才會流行“36行不如幹第37行‘民運’來錢”的騙財之道。

99年10月﹐世界維吾爾大會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舉行﹐我有幸參加﹔在那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眾志成城﹑誓與共匪不兩立的戰鬥氣息。台上﹐首先展示的是﹐維吾爾青年舉旗戰共的英雄姿態﹐然後才是來自世各界國的維吾爾精英發誓要同共匪血戰到底﹑實現維吾爾獨立建國。參加這次會議的漢族人﹐除我以外﹐還有來自荷蘭的張英﹑來自美國北京之春的薛偉﹐由自亞洲電臺香港記者朱杏清。那張英也許是習慣了共匪的“統治一切”文化﹐竟然反客為主﹐跑到台上去告訴與會的維吾爾人﹐“你們的獨立革命﹐應該在民運的統一領導之下﹐等我們民運勝利了﹐中國大陸民主化了﹐你們再來和我們民運談獨立”(這裡引述的可能同原話稍有出入﹐但絕對沒有改變張英的原意)﹔這一下﹐張英可把在場的維吾爾人氣炸鍋了﹐大家吼叫著把張英趕下了台。我是主張武裝滅共殺共的﹐我讚賞維吾爾朋友勢與共匪不兩立的戰鬥意志﹐我沒上臺﹐站在自己的坐位上大聲表態﹕支持維吾爾獨共﹐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只要有條件﹐可以先在一個地方實現﹔中國大陸本來就是分分合合的﹐維吾爾人只要有力量﹐完全可以打進北京城。我的講話不但立即迎來了全場掌聲﹐而且那些來自土耳其的﹑平時見漢族就板著臉的維族第一線殺共戰士﹐語言雖然不通﹐會後卻都微笑著向我伸出友好之手﹐相互留下了聯絡地址。同住一屋的四個與會漢族人中﹐薛偉是最滑頭的﹐他顯然不願意在記者閃光燈下得罪中共匪﹐不願意公開支持“疆獨”﹐會上不發一言﹐第二天一早大家還沒起床﹐就拎著行李箱逃之夭夭了。當然﹐這樣一個激烈反共的維吾爾大會﹐又豈能沒有共匪特務混入﹔剛剛還在台上揮舞戰鬥大旗的﹑名叫阿蒂娜的姑娘﹐突然坐在了我的後面﹐只見前面閃光燈一閃﹐把我同她一起照了進去了。我頓時明白﹐這是共匪要我參加“疆獨”大會的證據﹐只是當時沒辦法確認阿蒂娜的匪特身份﹐所以只是找機會通知了多爾昆﹐注意這個女人。幾年後﹐多爾昆在電話中告訴我﹐阿蒂娜確實是共匪特務﹐已經被踢出去了。

是次愛沙尼亞會議後﹐我和維吾爾大會主席多爾昆﹑迪里夏提成了好朋友。1999年12月9日﹐“疆獨”領袖們和我一起去參加魏京生在萊茵河畔波恩舉行的第三屆“民運聯席會議”。該“會議”的會場和旅館﹐是一個共匪軍級狗官的私產﹐不知“民運”有何神通﹐竟能讓共匪提供“反共”場地。我是不請自來﹐“會議”沒有安排我的住處﹐多爾昆說﹐“沒關係﹐與會者每四人一屋﹐我和魏京生是每人一個單間﹐你就住我的單間﹐我們打個招呼就走”。正因為這樣﹐會議組織者沒人問我從哪裡來﹐早上起床我往樓下走﹐魏京生在樓梯上跟我走了個對臉﹐朝我翻了翻白眼﹑擦身上樓去了。魏不是不認識我﹐而且會場上有一些不熟悉的面孔﹐不知道為什麼都投以“敵視”的眼光﹔一個香港來的書商﹑我第一次謀面的王蕘﹐早餐坐在一起﹐就毫不客氣地對我說﹐“聽說你反‘民運’”﹐我說﹐“我反共﹑反‘民運’幫共匪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痲痺國人反抗﹑反‘民運’騙錢﹐你可以向週邊朋友多作了解”。以後﹐這個王蕘到北歐來玩﹐住在我家﹐大家暢所不談﹐他再三向我道歉﹐“當初誤聽傳言﹐實在對不起你”。其實﹐受人於恩必須感謝﹐既使理念不同﹐“禮”是不能缺的。“聯席會議”正式開會前﹐我走到主席台前向坐在一起的胡平﹑齊墨自我介紹說﹐“我是紀曉峰﹐在我逃離中共國時你們救過我﹐讓在莫斯科的林飛專門接待我﹐今日首次見面﹐專門當面致謝”﹔兩個人坐著沒動﹐一言不發地仰臉看了看我﹐我弄了個沒趣﹐退回到我的坐位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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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國仇恨無解殺閥拼命步步升級 四川仁壽男宰殺暴發戶後再殺回馬槍又斬派出所所長在內兩匪狗
分类:社會
【中華評述2018年8月7日訊】共匪國“階級仇﹑民族恨”殺閥沒完沒了﹔民間的刀刀見血﹐除了宰殺地頭蛇惡霸和匪權吸血爆發戶外﹐就是指向替共匪劫掠殺戮百姓的匪偽警狗。

匪共愚奴謊言喉舌“成都商報”透露出來的一則藏頭去尾消息承認﹕8月5日,仁寿縣一男子﹐砍殺當地暴發戶地頭蛇後逃跑﹐維護匪權利益的警狗當即四處進行圍捕﹐該男子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殺進已經空虛了的匪狗派出所拼命﹐又宰殺了包括匪狗所長在內的兩條警狗。匪報哀嚎﹐這國奴拼命又駕車殺回馬槍﹐“突如其来,根本没得预料”﹐打了個匪狗派出所措手不及﹐“前後造成十餘人死傷”。

西安大爆炸炸懵共匪警狗封鎖現場拒公佈死傷人數 濃煙沖天火焰吞噬整個熱電廠120輛消防狗車瞪眼沒折
分类:社會
【中華評述2018年8月6日訊】8月5日中午11點51分左右﹐中共匪国西安匪營“朱雀热力公司”突然發生大爆炸﹐爆炸的衝擊波撼動週邊十公里方圓內的房屋跟著搖晃﹐大火瞬間吞噬了整间热力工厂﹐濃煙竄高百多米﹐隨後西安市就下起了“粉尘雨”﹐空气中弥漫著強烈的化学焦糊味。

共匪警狗趕來﹐首先就是拉起警戒線﹑嚴密封鎖消息。據悉﹐匪共總共出動120餘輛消防狗車救火﹐但火災現場繼續沒完沒了閃爆﹐驚狗方更是拒絕公佈傷亡人數。網絡評論指出﹐全市瀰漫的“化學焦糊味”證實﹐共匪在該熱電廠中幹見不得人的勾當﹐諸如製造化學戰﹑細菌戰砲彈之類﹔由此推論﹐該匪共工廠可能遭抗共武裝攻擊爆炸﹐當然也可能是共匪偷來的紙糊設備﹐被怠工員工稀裡糊塗給引爆了。

習特勒檢討拋出師爺王滬寧當替罪羊 待廢匪“神”權威盡失匪都皇奴拒當“窮屄”萬人衝擊右安門警狗派出所
分类:評論
【中華評述2018年8月5日訊】共匪國傳出的最新消息說﹐俠女董瑤瓊墨甩習豬頭﹐徹底摧跨了共酋習近平“一尊”獨裁的匪“神”地位。七月初﹐蛤蟆幫江曾老匪頭﹐聯手前朝喜歡“裝孫子”的胡溫匪頭﹐在匪黨匪軍內部鼓譟起了一場更換“幫主”的狗咬狗大撕殺﹐习特勒和它的馬屁師爺王沪宁成了箭靶子。匪都北京出現的這場“清君側”“玄武們逼宮” 大戰﹐令做夢都想“新時代”豬頭“思想”超越竊國魔酋毛賊東的習瘋狂﹐頓時屌耷耷﹐不得不拋出佞臣王當替罪羊﹐自己則在緊急召開的匪頭大會上“檢討”認罪。

紅朝內部知情人士证实﹐習特勒檢討大致如下﹕一、承認“貪功冒进”,让阿谀奉承之辈大行其道﹔二、對美贸易戰处置不当,使中(共匪)国经济发展困境雪上加霜﹔三、願意“虚心纳谏”﹐远小人而近贤臣”﹐重新调整“军机处”匪官。目前﹐共匪紅朝匪頭似乎暫時取得“共識”﹕此時“废立”猶如“同室操戈”﹐會導致红匪竊國政权瞬間垮臺﹔故而﹐眾匪頭都願意暫時接受習特勒這尊“泥菩薩”﹐待以後再伺機更換匪黨“幫主”。

對共匪政治風雲極度敏感匪都國奴﹐當然已經感受到了习近平“一尊”獨裁的匪“神權”已經不再﹐於是王八蝦米也肆無忌憚地“逞凶發威”起來。8月2日,一個外地鄉巴佬暴發戶曹远航﹐开车進入北京城﹐行經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時,將汽車開進了翠林路东口至右外斜街的非机动车道,衝撞一名骑电动车的匪都男國奴後﹐張口就罵“穷屄”。此交通糾紛迅速擴大﹐很快演變成了匪都國奴群起攻擊外地客的街頭巷戰﹐並進發展成萬人包圍共匪右安門派出所的戰爭。網民評論指出﹐整個鬧劇顯示﹐匪酋習進平的“權威”已經鎮不住共匪奴民了﹐尤其是匪都國奴﹐害怕共匪“皇”民特權丟失﹐乾脆重歸了“文革”時代的“打砸搶”﹔不過﹐這“打砸搶”﹐第一時間就指向了匪共“維穩”的警狗派出所﹐用行動證實﹐習特勒確實已經是“待廢”匪酋。

現得利匪頭北戴河提前分贓習耷耷拒摸頭頒血星 “強大”被自扒原形習“幫主”垂死掙扎正在加速紅匪滅亡
分类:評論
【中華評述2018年8月4日訊】今年8月1日﹐共匪國丘八節﹐習特勒不但違反匪朝慣例﹐撇開紅匪老王八頭江曾胡溫﹐提前在北戴河召開了7政治局常委匪頭的分贓會﹐甚至更不按常例﹐拒絕給共匪軍摸頭﹐不給任何一個丘八頭狗脖子添加血星。海內外評論家和匪國網民一致指出﹕夢想超越竊國酋毛賊東“一尊獨大”﹑叫囂“新時代”習豬頭“思想”的習近平﹐現在已經是匪黨匪朝即將滅頂的落水狗﹐所以才冒死違反“祖制”﹐急急忙忙聚攏現得利匪頭行負隅頑抗之會﹔所以它才借拒頒丘八血星﹐先向共匪軍頭“宣戰”揮刀。

這“宣戰”事實上已經發動﹐從來都忌諱曝光自己不“強大”的習特勒﹐出奴意外地撈了把狗屎往自己臉上抹﹐勒令匪共殃視播出紅朝“厲害了”的海匪軍玩具航母舰载机﹐撞進大海送死的鏡頭。匪狗飛行員曹先建更是現身說法﹐稱2016年4月6日﹐它開的歼-15匪機﹐“突然向海面极速坠落﹐最快衝海速度达每秒50多米﹐無論如何推杆、加油门﹐都沒法把机頭上仰”﹐結果造成它胸椎、腰椎、尾椎等多处炸裂性骨折﹐重傷掙扎出水面﹑好不容易才撿回一條狗命。被共匪灌輸匪軍“無堅不摧”的愚奴們﹐看見如此臭“軍”視頻新聞﹐無不大罵丘八頭指揮無能﹑丘八戰機紙糊玩意兒﹐一場圍攻共匪軍丘八軍頭的宰狗戰爭﹐就這樣被垂死掙扎的習耷耷給煽動起來了。

曹狗新建的自家貼屎举动﹐被習慣了共匪愚奴宣傳的馬屁師爺們形容为“不可思议”﹔它們一致認定﹐曹狗只是習酋棒打軍頭的工具。事實上﹐習豬頭對匪軍丘八頭的這場正面攻擊作戰﹐完全是為了遏阻軍頭們介入眾老匪頭更換“幫主”的咬習政變。這場狗咬狗好戲往下如何發展﹐共匪愚奴們暫且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其結果無論怎樣﹐都會對埋葬竊國共匪王朝有利。

紀曉峰回憶錄(十)
分类: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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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屈辱﹑掙扎﹑逃亡﹑探索﹑戰鬥

竊國共匪鐵血蹂躪下逼出來的人生


十. 戰共滅共﹑俄國小露鋒芒


其實﹐林飛那裡只是我暫時的棲身之所﹔我需要水泊梁山﹑目標明確一道反共滅共的志同道合者﹐而我真正意義上的“家”﹐顯然還會有一個相當長的尋找過程。住在林飛家的頭幾天﹐他的錄音機一個勁地響著﹑民運推崇的“六四四君子”周舵的講話﹐鼓吹同共匪偽当局合作﹐讓共匪“先法制、宪政再實行民主”﹐強調匪國國奴“言论不要诉诸大众﹑宣传不帶煽动性﹑行动不踩那條(共匪)紅線”﹐才能免遭屠殺。周舵那奴顏婢膝向共匪下跪的語氣﹐聽著很不是滋味﹔我懷疑﹐難道這就是當年天安門廣場上訴求共匪“改良”的領頭羊。接著﹐又來了一個民陣頭目﹐自我介紹說﹐“我原來在河北鄉下小學教體育﹐現在是民陣的XXX﹐相當於政治局委員級別”。我當時就眉頭一皺﹐心想這麼一個對共匪社會一無所知﹑只想當“官”的鄉巴佬﹐怎麼竟然成了海外民運的“領導人”。不過﹐林飛客人中也有對共匪社會了解的“知識精英”﹐黃雀行動營救出來的匪共山東社科院的董叢山﹔我跟他很談得來﹐但令我奇怪的是﹐他堅持要返回共匪國﹐林飛一再勸他留下也要回去。顯然﹐他是對“民運”寒心了﹐說既使共匪把他投入監獄﹐也要回家“抱孩子”。接著平可夫出現了﹐海外著名“軍事評論員”﹐定期出版“漢和防務評論”﹐重慶高中畢業後流亡加拿大﹐同大鼻子軍界關係非常熱絡﹐老婆是日本人。林飛說﹐平可夫要找俄國妓女來家住﹐要我迴避一下﹐就把我領到了他另一個朋友的家﹐讓我在一個空蕩蕩的只有一隻貓的平房民居中住了幾天﹐他自己則要先回日本一個月。

那民居房間很大﹐晚上睡覺一只討人厭的貓就會鑽進被子﹐把我嚇得要死。我思量著得趕緊找出路﹐找抵達美國之路。我去了美國大使館﹑法國大使館﹐回答的口徑都是一致的﹐“你在六四出名嗎﹖”“我不出名”﹐“我們沒法幫忙”﹔我打電話給莫斯科華語電臺的卓亞﹐請她提供幫助﹐她讓我去找她父親﹐莫斯科中國人稱的鄒瞎子。鄒瞎子還真熱情﹐他自稱是江賊民和戈爾巴喬夫的同學﹐“文革”期間在南京被中共匪關了十年監獄﹐眼睛被關瞎了。我一聽鄒有如此受迫害經歷﹐話匣子就打開了﹐講述了自己在共匪國的災難和逃亡﹐鄒也很關心地向我介紹在莫斯科的中國學生。就是鄒瞎子介紹的一個小個子女生﹑于安﹐在我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個星期天﹐“好心”地帶我去熟悉莫斯科地鐵交通﹐逛自由市場。那天﹐快到中午時分﹐於安說她另外有約會﹐“你往前走﹐到塔岡斯卡婭車站﹐就可以坐地鐵回家了”。我一個人逛了下市場﹐覺得沒意思﹐就走進了地鐵站﹐準備搭車回家。就在我站在站台上等車的時候﹐突然出現了3個大鼻子彪形大漢﹐跑過來不由分說﹐摘掉我的眼睛就是猛往死裡打﹔我被打到在地3次﹐我跑到站台另一邊﹐他們又追過來繼續狠打狠踹﹔我喊救命﹐旁邊等車的俄國人都躲得遠遠的。最後一次﹐我被打得捂著肚子﹑彎腰保護前胸和頭臉﹐強忍著它們暴打時﹐一輛列車正好停在我的正面﹐車門打開了﹐我抱頭撞進車箱﹐這三個俄國土匪才沒有追進車箱。待車門關上﹐車上乘客才圍過來﹐關心我的傷勢﹐告訴我那是“克格勃”。

我跑回家﹐渾身上下疼得在床上翻滾﹐足足過了一個星期才能下床走動。平可夫站在我床前“關心”說﹐“老紀﹐你要想革命﹐沒有億萬美金根本別想”﹔當時我聽了覺得是奇談怪論﹐這未免也太市儈了﹐但20多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想﹐他的話未免有些“道理”。我身體稍好﹐就去追查於安﹐於安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我開始調查鄒瞎子的真實來歷﹐原來他是共匪國在莫斯科的“僑領”﹐同中共匪駐莫斯科大使館往來密切﹐專門組織親匪學生商人歡迎到訪的共匪酋。實際上﹐鄒瞎子並不瞎﹐至少有一半是裝的﹔一次﹐我書包裡裝了個錄音機﹐去它家假裝討論問題﹐本想引導他把他同共匪合作的壞事錄下來﹐他竟然知道我書包裡有錄音機﹐要我把擺在著上的書包拿開﹑錄音機關掉。我斷了同鄒瞎子的聯繫﹐在林飛家住到20多天的時候﹐一個女學生跑來找林飛﹐說是經常參加林飛組織的活動﹔林飛還沒從日本回來﹐她就同我聊了起來。她叫閻爽﹐28歲﹐遼寧錦州人﹐其父共匪丘八營長退伍﹐後來成了一家生產泡沫棉大衣的廠長﹔閻結婚後拒絕生孩子﹐同婆婆鬧翻後跑到了俄國﹐其父把工廠的棉大衣運了很多到莫斯科﹐算是她在莫斯科讀語言學校的學費。閻爽同我談起海外民運﹐她說“你同他們不一樣”﹔當她第二次再來林非家時﹐她就對我說﹐“你般到我那裡去住吧﹐你給我當爹”。我比閻爽大27歲﹐飛來的艷福﹐我們同居了﹔她陪我渡過了在莫斯科尋求政治避難有驚無險的兩年。


我打聽到有一個共匪國出來的女人﹐傳說是“文革”打砸搶年代﹑北京廣播電臺的播音員﹐說她知道聯合國難民署的情況﹔我打電話過去﹐電話裡傳來了恐懼的聲音﹐“你別來找我﹐我什麼都不知道”﹐當然更拒絕談反共。到了美國我才知道﹐她和我是當時唯一的兩個﹑由難民署送出俄國的避難申請者。她叫張敏﹐和毛賊東賜名的紅衛兵殺人魔宋要武同一年代的北京師大附中學生﹔那個學校﹐匪都人盡皆知﹐是紅匪太子黨狗崽子專用學校﹐尤其是後來﹐她又成了鼓譟打砸搶的匪共喇叭筒﹐如今竟然逃共﹐不能不讓人好奇。洛杉磯中國人圈的傳聞是﹐張敏在莫斯科認識了一個美國華裔牧師﹐隨即加入了基督教﹐由此才得以離開俄國到了美國﹐緊接著又混進了“自由亞洲”電臺。有一次﹐張敏跑到洛杉磯參加一場共匪國牧師的佈道會﹐會上唱詩班唱的讚美歌﹐全都是從共匪歌曲音樂改編的﹐聽來分外刺耳﹐讓人覺得不是味道。佈道會上﹐匪裔牧師一個勁兒地吹牛﹐說他發展了今天的美國華人教會﹐而這個已經是“自由亞洲”喉舌的張敏﹐也上臺作“見證”﹐宣講“主”是如何在俄國拯救了她。我跑到牧師講臺邊﹐把張敏叫到我的朋友圈一起坐下﹐問她這“見證”可是真實﹐為什麼難民署“拯救”你到美國你要迴避﹐為什麼你在“自由亞洲”這個反共舞台上卻不願使用犀利語言反共語言﹔張敏紅著臉無言以對。那次佈道會﹐華人信眾實在太多了﹐張敏害怕“騙避難”故事被揭穿﹐敷衍了幾句﹐就趕緊溜回匪裔牧師那邊去了。我在這裡之所以插入這段故事﹐是要告訴讀者﹐在海外編故事﹑騙政治避難的匪國奴民﹐甚至共匪放出來的第五縱隊﹐實在太多了﹐以致最後發現上當受騙的西方國家﹐現在連真正遭共匪迫害﹑逃離匪國大監獄的政治難民﹐也不願意伸手營救了。

在莫斯科﹐我得悉中華民國已經有了駐俄代表處﹐就同閻雙兩人主動找了過去。很快﹐我成了代表處的常客﹐代表處唯一的副代表姜書益﹑武官彭壽山﹑秘書郭大文﹐都很談得來﹐有一段時間我簡直成了代表處的常客。但是﹐當我提出﹑我需要中華民國護照時﹐他們拒絕了﹔根本就沒有商量的余地﹐因為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已經把他的子民丟給了大陸共匪。不過﹐作為朋友﹐他們還是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他們介紹我去找聯合國駐莫斯科的經濟機構﹐估計我從那裡可能得到聯合國難民署的地址。由是﹐幾經輾轉我找到了聯合國難民署﹐記得那是93年10月的一天﹐已經是下午4點了﹐難民署當時唯一的負責人﹑黑人魯賓博士(大家都這麼稱呼)接待了我。我出示了我的哈軍工畢業證﹑我爸爸的學部委員證﹑以及我爸爸在北京八寶山的骨灰證﹐用結結巴巴的英語簡單講述了我在共匪國的“右派”遭遇﹔魯賓立刻拿來了照像機替我照像﹐然後叫我稍等。那天﹐總共兩個鐘頭的功夫﹐我就含著淚﹑高高興興地拿著新發的聯合國難民護照﹐走出了難民署的大門。魯賓告訴我﹐你可以在莫斯科放心居住﹐但需要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聯合國“會把你送到西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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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心齊就能讓共匪害怕 遼寧朝陽數萬民眾包圍衝擊偽市政府和匪狗局迫使共匪放棄吸血項目舉白旗投降
分类:社會
【中華評述2018年8月3日訊】8月1日,共匪國辽宁朝阳数万人包圍了匪偽市政府和公安狗局﹐聲討狗官借氧化铝项目劫掠吸血。現場目擊者說﹐狂吼砸爛匪官狗頭的人群越聚越多﹐有好几万人﹔匪官匪狗害怕狗命不保﹐龜縮到晚上就宣佈投降﹐簽字畫押承諾永遠放棄劫奴吸血的氧化铝项目。遼寧以暴易暴抗爭再次取得勝利的事實表明﹐無論共匪有多麼兇惡﹐國奴只要人多﹐大家齊心協力一致反共﹐共匪就會害怕﹐就會投降。

網絡報導說﹐抗共民眾高舉“朝阳人一起走、氧化铝滚出去”﹑“誓死保卫家园”的大横幅﹐更有網民在多个地點﹑多個时间﹐將抗共视频遍傳海內外﹐最終迫使封殺鎮壓不成的匪共當局﹐不得不為保命﹑舉白旗投降了。更有現場民眾說﹐原本衝擊目標只有偽市政府﹐卻因為警狗介入鎮壓﹑悍然打傷並逮捕民眾﹐於是憤怒民眾立即分兵兩路﹐另一路直攻警狗局﹐營救出來了早前被逮捕的10多名抗共領導人。

朝陽傳出的後續報導說﹐被迫投降的共匪﹐最初是派出一個偽副市長﹐要求抗共民眾“暫停推進”﹔憤怒的包圍者不相信謊話連篇﹑滿嘴噴糞的匪官﹐要求白紙黑字寫下“投降書”。到了晚間﹐共匪才在晚報上正式宣佈取消吸血項目﹐而且還蓋上了匪章﹐等於是簽字畫押承認了投降。

“山大”教授美國之音直播聲討習酋大撒劫掠血錢 84歲老人捍衛討習自由舉刀砍向闖門奪話筒的8匪狗
分类:政治
【中華評述2018年8月2日訊】面對潑墨俠女調動起來的﹑全匪國上下﹑朝內朝外﹑反習獨裁稱“神浪潮﹐習特勒嚇得帶著狗婆﹑狗崽女”流亡“非洲﹔它一路上遍散劫掠所得血錢﹐指望一旦性命不保﹐有黑人獨裁国家能夠給它提供庇護。結果﹐十天下來﹐拿到血錢的黑酋們沒一個敢給習酋開救命支票。這時﹐習特勒回頭看看共匪國﹐守窩太監栗戰輸叫囂“定于一尊”﹐還有三三兩兩馬屁狗官應聲﹐北戴河眾老匪頭換“幫主”的倒習行動﹐至少還得鏘鏘十多天。於是﹐權衡利害之下﹐習酋就又帶著狗婆﹑狗崽女﹐抖斗瑟瑟﹑悄悄溜回了終南海王八窩。然而﹐就在它驚魂未定之際﹐共匪國偽山东大学一位84岁老教授孙文广﹐實在忍不下去了﹐於周三(8月1日)晚上﹐挺身參加了美国之音直播﹐直接點名聲討習酋非洲獨裁國家大撒血錢﹐楞是要把共匪國已經洶湧澎湃的倒習滅共浪潮﹐推向更高階段。

習特勒聞訊瘋狂了。就在孫老教授參加历时一個小时的美國之音《时事大家谈》直播之際﹐共匪國的8名公安警狗砸爛孫家大門闯了進來﹔孫文廣立即高呼﹐“我發表我的看法﹐我有言论自由”。警狗衝上來搶奪話筒﹐孫則舉刀朝匪狗大喊﹐“你們干甚么?干甚么?我跟你們说,你們到我家来是犯法的!我有我的言论自由!我跟你們拼命﹐我砍了你”。孫文廣老人捍衛言論自由﹑捍衛個人尊嚴的喊聲﹐隨著無線電波﹐迅速傳遍了全球﹐讓全世界再一次看清了﹐習特勒臨死前絕望掙扎的猙獰嘴臉。

紀曉峰回憶錄(九)
分类:文獻

信念﹑屈辱﹑掙扎﹑逃亡﹑探索﹑戰鬥

竊國共匪鐵血蹂躪下逼出來的人生

九. 逃離共匪國

1993年8月初﹐我背了個書包﹐帶上了幾個可以確認身份的“證件”﹐還有一臺跟隨我多年的便攜式攝像機﹐就乘火車直奔北京。我站在北京家的客廳裡﹐向彎腰駝背﹑孤零零一個人悽慘度日的媽媽告別﹐告訴她短時間內我不會再來看她了。母親似乎明白了什麼﹐喋喋不休地問我燕子怎樣了﹐英子好不好﹐有沒有新的老婆﹐我不想再給老人增加負擔﹐敷衍了幾句﹐也只半個小時﹐就心一橫﹐快步奔向了繼續北行的列車。這是我同母親最後的永別﹐後來我才知道﹐我在俄國期間母親去世了﹐她身邊沒有親人﹐是好同學蔡世襲送了她最後一程。哈爾濱是我逃離共匪國前的又一站﹐那裡有“勞改”難友﹑曾經照顧過我的朗榮春醫生兩個遺孤﹑小燕和大林﹔這兩個孩子比我的一對寶貝大五歲﹐我一直把他倆當作乾女兒﹑乾兒子。由於要轉車去綏芬河﹐我在哈爾濱住了一夜﹐告訴邢利榮(郎的遺孀)我必須離開共匪國﹐請她轉告吳弘毅老婆和其他哈市朋友。

綏芬河是與蘇聯共匪國接壤的邊境小城﹔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蘇共匪剛剛垮臺﹐新的克格勃國還沒有成形﹐越界後可以直奔海參威﹐想像中應該會同香港一樣﹐有許多華人﹐語言能夠溝通。一到綏芬河﹐我就去了共匪所謂的“國門”﹐打眼遠眺﹐邊界那邊其實有很寬很寬的隔離帶﹐並不是容易跨越的一條線。我在綏芬河街上轉了兩天﹐探尋越境之路﹔儘管自由市場有許多做生意的俄國大媽﹐街道上也有許多豎著牌子的中俄合伙公司﹑商號﹐可就是打聽不出安全到達蘇聯的辦法。就在我準備調頭奔赴云南緬甸邊界之際﹐突然發現了一家旅遊公司﹐而且廣告寫明﹐“蘇聯遊代辦護照”。我走進去找經理﹐辦事員告訴我﹐經理就是綏芬河外事辦主任﹐辦旅遊護照得他批准。我在共匪國因為“扎帽”右派身份﹐每次想辦護照﹐匪官都告訴我“要縣團級黨委批准”﹔如今突然發現﹐小縣城的“外事辦”能發旅遊護照﹐於是我冒險走進去﹑碰碰運氣。共匪外事主任坐在辦公著前面﹐仰著頭打量著我﹐“去蘇聯幹什麼﹖那裡什麼好吃的都沒有﹗只有黑麵包﹐你吃得下去嗎﹖”我拿出我在杭州的總工程師證﹐告訴他我是哈軍工畢業生﹐現在55歲快退休了﹐想出國開開眼。外事辦主任眼睛一翻﹐“你會不會逃跑”﹐我回答﹐“我說我不會逃跑﹐你信嗎﹖”他一愣﹐想想有道理﹐當即說﹐“3000塊﹐給你辦個旅遊護照﹐明天隨團去海參威﹐你的護照導遊小姐會替你拿著”。我真是喜出望外﹐這麼簡單就把逃離共匪國的事搞定了。

第二天﹐導遊小姐帶著登上了開往關卡的火車﹐一路上導遊小姐唸叨著﹐“紀曉峰﹐你可別跑了”﹔我坐著不理她﹐就當沒聽見﹐“咱們過了關再說”。火車慢慢悠悠地開開﹑停停﹐走了半個小時才到蘇聯海關檢查口﹔導遊小姐拿出我的護照交給我﹐“過了關得還給我﹗”我默默收下護照﹐本想過了關就逃之夭夭﹐可過關一看﹐外邊是鄉下﹐空空曠曠的﹐一跑就會被抓回來。我乖乖地把護照還給了導遊小姐﹐心想﹐到海參威再找機會吧﹐反正有五天的時間。在海參威﹐頭兩天﹐導遊小姐帶著大家坐無軌電車觀光﹐集體行動﹐很難找到機會開溜﹔第三天﹐導遊小姐包了輛旅遊車﹐大家站在海參威火車站跨線橋上等﹔半個小時過去了﹐旅遊車怎麼等都不來﹐導遊小姐急了﹐告訴大家別走開﹐自己就去找旅遊車了。這下機會來了﹐我慢慢往橋頭移動﹐到了橋下馬路轉角﹐我迅速拐過彎﹐招呼一輛出租汽車﹐就跟共匪國徹底拜拜了。記得那是93年八月十二日﹐我終於自由了。

從綏芬河電線杆廣告上﹐我記下了海參威一家中國人旅館的地址﹐出租車司機按我出示的紙條﹐很快一下子就幫我找到了這家旅館。我徑直向老闆說明﹐我是從共匪國逃出來的﹐沒想到老闆很同情﹐“那你就別交錢了﹐我安排你就住到走廊盡頭的那個房間﹐一般人不會注意你”。真是遇到好人了﹐看過房間我就去了領事館區﹐找韓國領事館﹑找日本領事館﹑最後找到美國領事館﹔誰知門口都有俄國大兵站崗﹐沒辦法直接同領事館人員打交道。就當我在路上轉悠的時候﹐我那3句半俄文竟然搭上了個俄國女人﹐她說她不喜歡共匪﹐願意幫助我。第二天﹐她又帶了個男的﹐爬房頂敲我旅館房間的後窗戶﹐告訴我她認識莫斯科廣播電臺的華語播音員卓婭﹐也許通過她能解決語言障礙。我不想在海參威乾耗﹐找播音員一事提醒了我﹐我立即打電話給台灣的中央廣播電臺﹐說明我是共匪國逃出來的﹐需要幫助。一個女聲回答說﹐“給我一天作業時間﹐明天這個時間再打過來”﹔第二天我又打到台灣﹐報上姓名﹐那女聲立即通知我﹐“已經同胡平﹑齊墨聯繫好﹐趕緊去莫斯科﹐那裡有一個叫林非的接待你”。我趕忙跑到海參威火車站去買票﹐誰料車站規定﹐必須憑護照買票﹐情急之下又有了救星﹐一個中國學生答應幫忙﹐我買到了一張去莫斯科的硬臥票。隨後﹐我電話通知林非﹐我到達莫斯科的時間﹐就準備上路了。這裡需要插上一筆﹐98年當我我第一次到台灣時﹐我找到了逃離共匪大監獄之際﹑伸手相援的中廣電臺兩位女播音員之一﹑黃X珠小姐﹐另一名沈姓女播音員至今無法聯繫上﹐不知她在何方﹐只能在此遙致感激之情了。當時﹐我在台北中廣總部見到的﹑漂亮而又精明幹練的黃X珠小姐﹐已經是新聞部專員﹑公關部主任了﹔以後我每次到台灣﹐都會去拜訪黃小姐﹐感謝她幫我開闢了新的自由人生。據我知道﹐她一直跟隨趙紹康工作﹐近年由於台灣政治氣候變化﹐工作似乎並不如意﹐目前已經退休﹐女兒則送到美國去讀書了。

海參威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城市﹐海港夾叉型山谷之間﹐沿山谷公路坐公共汽車巡遊﹐海景盡收眼底。可惜的是﹐海參威根本就不是我想像中的華人聚居城市﹐找不到半點中國味道﹔它的名字已經改成伏拉迪沃夫斯克﹐地地道道的俄國名字﹐大街上走的也都是大鼻子藍眼睛俄國人﹐不時還能看見馬路上騎馬飛奔的俄國女人﹐商店琳琅滿目陳列的商品﹐更是清一色的俄國文化﹐活生生一個大鼻子共匪殖民滅族滅種﹑中共匪俄奸賣國賣靈的鐵證。我離開了讓人想起不愉快侵略的海參威﹐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車。臥鋪對面坐著一個大鼻子混混﹐伸手就翻我書包﹐然後掏出我的俄華字典﹐順手就扔給了車窗外的同夥。想到要同這麼一個俄國地痞共坐一個星期火車﹐我有點害怕了﹐趕緊跑去找列車長﹐表示願意花美金補一個軟臥包廂票。聽說有美金可貪﹐大鼻子車長服務絕對週到﹐給我新換的軟臥包廂裡﹐只有一個帶孩子的婦女﹐我可以安心地﹑不用再愁旅途安危了。

經過一個晚上﹐火車過了哈巴羅夫斯克(中國人稱的伯力城)﹐黎明的曙光從火車背後昇起﹐列車沿著看不見邊的貝加爾湖向西奔跑﹐直到天黑才走到湖的另一邊。這是蘇武曾經牧羊的地方﹐滿清老祖宗的發源地﹐那湖泊之大世上少見﹐竟然被歷代統治者丟給了俄國鬼子﹐而且從沒聽過叫囂“寸土必爭﹑捍衛主權”的竊國共匪放過一個屁。不過﹐有一點是值得讚賞的﹐俄國人畢竟接受了西方保護環境的傳統﹐與中共匪吸血搶劫﹑砍光興安嶺原始森林製造的一片片光禿禿黃土山脈相對照﹐從貝加爾湖往西﹑中共匪國北部邊界以北更加寒冷的地區﹐卻是火車走兩天兩夜都走不完的﹑蒼翠的原始森林﹔這又豈能不讓我這個剛剛從共匪國大監獄逃出來的“囚徒”﹑別有一番感觸。火車再往前走﹐竊國共匪愚奴宣稱的共匪主義樣板﹑“集體農莊”的淒涼悲慘﹐就全都展現在了我的眼前﹕每一個站台上﹐都可以見到包著頭巾﹑衣著破爛不堪的俄國大媽﹐坐在小班凳上﹐破木板搭起來的小桌上放著兩個西紅柿和一兩瓶用啤酒瓶裝的牛奶﹔那賣給乘客換點可憐零用錢的景象﹐就好像中共匪國大飢荒年代﹐一家人用手扣3分自留地﹑種出點青菜﹐偷偷拿出來賣一般。不過﹐大媽的牛奶真的很好吃﹐喝起來濃濃的奶香回味無窮﹐一路上我乾脆就買這種牛奶充飢﹔同包廂的俄國女人告訴我﹐牛奶是剛擠出來的﹐沒兌過一點水﹐超市的牛奶同這種原汁原味奶根本沒得比。

俄國正處在共匪主義崩潰的混亂中﹐一路上沒有警狗檢查﹐否則我就慘了。經過火7天7夜﹐八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晚間12點﹐火車停靠了沒有柵欄圍起來的莫斯科車站。那長長的站台﹐我一點一點慢慢往前挪﹐盤算著這從未謀面﹑也沒有任何交往的林非﹐要是不來接我該怎麼辦﹖這個時候﹐站台盡頭的黑影中﹐突然閃出一個身材同我差不多的中國人﹐伸出手對我說﹕“我是林非”。我終於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我到家了﹗”

紀曉峰回憶錄(八)
分类:文獻

信念﹑屈辱﹑掙扎﹑逃亡﹑探索﹑戰鬥

竊國共匪鐵血蹂躪下逼出來的人生

八. 女兒被劫﹑匪共大監獄不容有家


由於我早已預感覺到共匪的魔爪已經伸進了我家﹐我那唯一的避難窩可能不保﹐我必須對共匪的再次迫害有所準備﹔所以93年2月我去武高所工作時﹐把小燕子帶在了身邊﹐告訴她﹐完成小型變電站工作就帶她出國﹐像爺爺一樣去美國念大學。那個時候﹐想逃亡必須先備足美金﹐而在共匪國換美金也是有學問的﹐必須沒有危險地換到真美金﹕先在路邊找到黑市換匯倒爺﹐比價是1﹕10﹐講好後由倒爺把美金存入共匪銀行﹐我再從銀行窗口取出美金現鈔點清﹐最後才把換鈔匪幣付給倒爺。當時﹐我手邊已經積累了五千美金﹐估計足夠逃亡之用了。5月1日那天上午﹐我帶著小燕子去買長江輪船票﹐準備離開共匪國前去重慶作最後觀光﹔我喜歡旅遊﹐以前一直借出差帶著兒子女兒遊覽名勝﹐沿海地區從南到北的景點﹑甚至承德的滿清皇園﹑西安的秦朝遺跡﹑海南環島遊﹐燕子和我都去過﹐唯獨沒去過重慶。可是這次非常奇怪﹐燕子就是扭扭捏捏地不願意去買船票﹐掃興之下只好返回武高所。那天天氣暴熱﹐走到武高所大門口看見買西瓜的了﹐我讓燕子買了西瓜回來請大家吃﹐就一個人進所調正我的變電箱去了。不想﹐等了半個多鐘頭燕子沒回來﹐跑到門口西瓜攤一問﹐燕子早就走了﹔這可急壞了武高所的同事﹐大家分頭尋找﹐更有同事向匪共派出所報警﹐可燕子還是毫無蹤影。突然﹐我想起燕子經常替我去武高所門口的郵電局打電話摧貨﹑寄款﹐就跑到郵電局去問﹔郵電局工作人員告訴我﹐燕子手裡有我的長途電話記賬卡﹐她常常往寧波打長途電話。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燕子是被她媽串通通外人給拐走了。小孩是我的寶貝﹐也是我唯一的寄託。我首先想到﹐離武漢最近的﹑能夠騙走燕子的是她媽的大姐﹔我撇下武高所的工作追到長沙﹐找到了楊瑞琴在長沙鄉下教小學﹑當時已混進共匪區政府當狗官的大姐夫。這個傢伙﹐官臉一擺﹐瞪眼就說不知道﹐“你們家裡的事別來問我”﹔事後我才知道﹐就是他那比燕子大十多歲的狗崽子﹐跑到武漢﹐把燕子拐走了﹔而且以隱藏燕子為名﹐同居﹑脅迫﹐把16歲的燕子變成了她老婆。

前面已經提到﹐我爸爸給我這個﹑共匪國沒“資格”找老婆的“右派”﹐“買”了一個老婆﹕那就是我媽娘家的叔舅外甥女揚瑞琴。你可別小看這個被共匪“十年下鄉”﹑回城後在長沙郊區一家街道鞋店整日掌鞋﹑連小學文化都沒有的27歲女孩﹐她早已忘記自己父親被共匪“三反五反”跳樓成終身殘廢的家仇﹐腦袋裡灌滿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匪共臭蛆﹐就像大多數被愚昧的匪國鄉婦那樣﹐隨時都可以出賣靈魂換取“翻身求解放”的個人私利。她原來有一個男朋友﹐而且兩人已經同居﹐一聽爸爸答應花錢養她父母﹐就一口答應了同我的婚姻。她剛到北京﹐就為了一點點小事不遂意﹐就躺在地上打滾﹔媽媽看著她的叔孫女如此耍潑﹐皺了皺眉頭只說了一句﹐“隨她低下滾去﹐看她自己什麼時候爬起來”。生活雖然不太平﹐但很快﹐我有了一雙兒女﹐77年8月生的小燕子﹐78年7月生的小英子。因為共匪並沒有真正給我“摘帽子”“平反”﹐我只好先在長沙的一家街道織布廠幹起了電工﹐後來應聘長沙輕紡基地三廠的工作﹐才憑本事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楊瑞琴不願意丟掉她那掌鞋的工作﹐說是還要賺錢給她媽﹐所以整個家務和帶孩子都由我一人承擔。我的兩個孩子﹐一口母奶都沒吃過﹐都是我喂牛奶喂大﹔到了孩子能走路說話了﹐我就利用我工作的特殊性﹐學廣西人背著孩子﹑騎自行車去上班﹐或者把孩子鎖在家裡﹐隔兩三個鐘頭回家看看。以後孩子大了﹐出差時我就把孩子帶上火車﹐用我爸的“學部委員”證買上一張硬臥或軟臥票﹐爺仨擠一個臥鋪。一般情況下﹐共匪國的臥鋪票是不易買到的﹐但我有我爸那唬人證件﹐共匪列車長也不仔細看一下年齡﹐每次都會給我一個臥鋪。小燕子很乖﹐告訴她看好弟弟﹐她就姐弟兩人坐在火車過道的行李包上守著行李﹐等著我補票回來。

就在長沙毛紡廠期間﹐長沙市房管局有了一個對外的“平反”窗口﹐可以給曾經的“勞改釋放犯”提供住房﹔我用那哈爾濱公安狗局給我的“平反”信件﹐很快就在毛紡廠附近的銀盆嶺分到了一個50平方米的2室一廳加廚衛。那公寓房雖小﹐4口人住著雖然擁擠﹐但起碼能像人一樣地活著了。這個時候﹐楊瑞琴奇怪地忙碌起來了﹐有半年時間﹐晚間都找不到人影﹔我問她幹什麼去了﹐她就是不說。一天﹐我上街買菜﹐突然發現從不聯絡的楊瑞琴母親﹑弟弟﹐全都搬進了銀盆嶺新房﹐而且還是兩套公寓。這時﹐楊瑞琴才告訴我﹐她每天晚間去找長沙房管局那個負責分配房子的處長﹐一直等到深夜處長回家﹐然後“孝敬”他西洋參﹐才把房子弄到手的﹔問起當時長沙奇缺的西洋參哪裡來﹐楊瑞勤說是南京的三姨給的。

1982年﹐小燕子五歲﹐要讀書了﹔我跳開了幼兒園﹐直接就把燕子送進了銀盆嶺小學。當時﹐我正忙於“長沙電子技術開發中心的工作”﹐但我還是抽出時間一次又一次找校長談﹔校長起初不答應﹐說是年齡不夠共匪的入學規定﹐我要求考一考﹐考試及格就讓孩子入學﹐校長答應了。小燕子很爭氣﹐一考就考上了﹔第二年﹐我依樣劃葫蘆﹐又把小英子送進了小學。我堅持認為﹐我遭共匪迫害﹐至今學業無成﹐科學家的孫子﹐必須繼承祖父事業﹐按步就班上大學﹑出國留學﹑最後再當科學家。但是我也知道﹐小孩子光靠聰明是不行的﹐家長只能傳授讀書的竅門和技巧﹐孩子必須自己刻苦下功夫。正好﹐85到86那一年﹐我被失業在家﹐於是就全力以赴督促孩子讀書。男孩子好動﹐不容易沉下心來讀書﹐開始有了逆反心理﹐這時孩子媽就插了進來﹐口口聲聲“這個社會不讀書也能賺錢”﹑“孩子是從我屁眼裡拉出來的”(這真的是揚瑞琴的原話)﹐“兩個孩子讀不讀書﹐我說了算”。我堅持﹐紀家的孩子必須讀書﹐我的一輩子已經被共匪毀了﹐不能再毀紀家的第三代了。於是﹐父母之間的戰爭越吵越升級﹐小孩不知聽誰的好了﹐小英子乾脆罷讀。這下我火大了﹐小孩不能安心讀書﹐乾脆離婚﹔揚瑞琴說﹐離婚可以﹐孩子得給她留下。這時﹐寧波方面傳來了消息﹐答應我馬上可以在寧波紡織廠上班。我打點好行李﹐問孩子們跟我去寧波還是留在長沙﹐兩個孩子都願意跟著我﹐我就把長沙的房子扔給了揚瑞琴﹐帶著燕燕和英英去了寧波。

一年後(87年的秋天)﹐我在寧波基本打開了局面。當時﹐我在寧波二建公司水電處工作﹐並且在興寧橋邊租下了一個比較寬敞的兩層樓民居﹐揚瑞琴沒打任何招呼就空手跑來了。她說﹐她捨不得孩子﹐願意留下來跟我過﹐答應不再為孩子讀書事吵了﹔我問起她長沙情況﹐她說“長沙房子給我媽了”﹐追問她“留在房子裡的吳弘毅手稿弄哪裡去了﹐她說“扔掉了”。我真的寒心了﹐她怎麼可以如此對待我死去朋友的遺物﹐而且是朋友珍貴的手稿﹐有機會隨時可以發表。她表現出來的共匪國愚昧鄉婦行為﹐我馬上明白﹐揚瑞琴答應的“以後不再阻擾孩子讀書”﹐完全是一句空話。我不好趕她走﹐畢竟是孩子的媽﹐既來之則安之吧﹐於是我開始給她找工作。

一個小學文化都不完整﹐除了掌鞋什麼都不能幹的女人﹐能幹什麼呢﹖我想來想去﹐不如讓她去幹電廠值班電工。寧波那個共匪愚昧扎堆的鬼地方﹐居然幫她記住幾條值班電工條例﹐就輕易地找熟人混進了“小港開發區熱電廠”。揚瑞琴不掌鞋了﹐腦袋也仰起來了﹐可我的家也因為孩子讀書問題﹐打得更加熱火朝天了。為了解決母親干擾下兒子拒絕讀書的問題﹐91年秋天﹐我把兒子帶到三灶島中學讀初二﹐而且拜託老師讓英英住校﹐希望由老師誘導改變他讀書的逆反心理﹔92年暑假後﹐我去杭州控制電器廠應聘總工程師前﹐又答應花大價錢把英英送進寧波最好的寧波中學。然而﹐所有這一切努力﹐都被孩子媽灌輸的“不讀書也賺錢”給破壞了﹕三灶老師臨分手時告訴我﹐這孩子不願意讀書﹐沒辦法﹔寧播中學收到錢後沒一個星期﹐教導主任就把我喊了去﹐“你的孩子跟不上班﹐趕緊把他帶走”。小燕子在寧波八中讀書﹐成績還不錯﹐但也出了問題。我檢查燕子的英文作業本發現﹐她用草書體寫的英文作業非常棒﹐卻被老師每頁都用紅筆打了叉﹔問燕子怎麼會事﹐她說老師一定要用印刷體寫英文作業﹐還把她那被打了叉的作業本傳示全班﹑羞辱她﹐甚至當著全班說﹐“你要不同你爸爸劃清界限﹐就別想考大學”。我聽了火大了﹐衝到八中﹐當著她班上的學生﹐指著鼻子問這個“文革”變人﹑連小學都沒讀過的白痴老師﹐除了“不忘階級鬥爭”外﹐她怎麼有臉教高中﹐簡直是害人子弟。

孩子的讀書成了我家的最大問題﹐老婆支持兒子“造反”拒讀書﹐家裡的“內戰”簡直火爆到了極點。這時﹐杭州那邊正好聘請我去當總工程師﹐我就帶著一雙子女連同大包小包的書籍資料﹐去了杭州。我一度想在杭州重新安家﹐孩子們也可以換一個新的學習環境﹔沒想到﹐寧波那邊傳來了消息﹐說楊瑞琴在熱電廠不幹配電工了﹐整天同那個廠管總務的坐在同一辦公室裡﹐狗屄倒灶地弄得熱電廠風言風語。我明白﹐共匪的魔爪已經伸進了我的家﹐趕緊電話通知楊瑞琴﹐“我帶孩子回寧波”﹐要她僱好車去寧波站去接。10月的一天﹐我帶著孩子﹑拖著幾百近重的書籍和行李站在站台上眼巴巴等著楊瑞琴來接﹔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過去了﹐我和孩子一點一點往車站外挪動行李﹐準備自己叫車回家。這個時候﹐楊瑞琴滿頭大汗地跑進了站台﹐嘟囔著“我忘記了”。回到家裡﹐我進門就看見桌上放著剛用過的茶杯﹐馬上就知道了這裡面有怪﹐追問又問不出什麼﹔為了孩子的家庭戰爭更是愈演愈烈﹐楊瑞琴提出﹐“分手﹐孩子一人一個”。這時﹐衛星電視已經開始生產﹐我留下兒子﹐獨自帶著小燕子住到了工地﹔楊瑞琴跑到工地上鬧﹐小燕子躲著不見她﹐工地的工人也不幫她找﹐夫妻戰爭暫時停止。就這樣﹐我和小燕子有了一個短暫的安定﹐可燕子讀書問題並沒有解決。衛星銷售被特務破壞後﹐我把燕子帶到了武高所﹐告訴她三個月後完成“小型變電站”設計和組裝﹐就帶她出國去讀書。

小燕子被劫走失蹤﹐長沙找不到﹐我又返回寧波尋找﹔寧波家裡沒有﹐我又追到小港去查。我僱了輛出租車﹐在熱電廠附近兜圈子﹐終於發現了揚瑞琴的蹤影﹐把她堵在開發區熱電公司的大樓裡﹐要她出來講清楚“把燕子弄哪裡去了”。沒一會﹐熱電公司的匪黨書記兼經理﹐領著揚瑞琴和一大幫人出來了﹐把我團團圍在大門口的空地上﹐反過來指責我劫持自己的女兒﹐甚至喊來了幾條派出所警狗﹐說我到熱電公司無理取鬧﹐威脅我﹐要是不離開﹐就把我抓起來。面對匪官匪奴們不堪入耳的叫囂和羞辱﹐我徹底明白了﹐共匪的魔爪已經借揚瑞琴伸進了我的家庭﹐一場新的災難與迫害很快就會落到我的頭上。好漢不吃眼前虧﹐我馬上掉頭離開﹐當即買火車票北上﹐經北京﹑哈爾濱﹐直奔綏芬河邊境。

我再也沒見過我的燕子﹐大約99年﹐我在瑞典安定下來以後﹐得悉燕子在一家共匪香港空殼公司上海辦事處當英語接待﹐立即打電話過去﹔燕子在電話中哀求我﹐別多說什麼﹐別讓她丟掉了吃飯的工作﹐如果能幫忙﹐“把弟弟弄出去”。其後﹐我打電話到她家﹐要她老公接電話﹐告訴她老公﹐“我願意承認他們的婚姻”﹐只求他放燕子出國﹔電話那邊傳來的聲音竟然是“文革”時代的匪語﹐“我是工人階級﹐同你這個右派沒有共同語言”。從此﹐我同燕子永遠地失去了聯繫﹐再也找不到她在何方了。不過﹐也是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報了仇﹐把寧波開發區熱電公司的秋姓匪黨委書記﹐送進了共匪監獄。事情是這樣的﹐我通過寧波科委查到了秋狗的辦公室電話﹐乘上班時間我把電話打進了他的辦公室﹐“秋書記秘書吧﹗這裡是興寧路10號中央反貪小組﹐請他下午兩點來一趟﹐有重要事同他面談”。我當時並不知道結果﹐是我每天晚間把電話打到熱電廠王姓廠長(哈軍工畢業生)家﹐指責他破壞我的家庭﹐缺德事幹多了沒有好下場﹔他被我吵得夫妻倆直打架﹐老婆怪他多管別人家事﹐最後他只好告饒﹕“秋書記辦公室的電話是你打的吧﹐他一到興寧路十號就惹了麻煩﹐現在被逮捕進了監獄﹐你也可以放手了”。

紀曉峰回憶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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