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報應?國民黨「起義」投共後 手下的人一批批地被拉出去搶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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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共产党杀人是一惯的 于 August 09, 2018 05:42:16:

武宜三-----報應?國民黨「起義」投共後 手下的人一批批地被拉出去搶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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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共产党杀人是一惯的 于 April 28, 2017 05:16:41:

報應?國民黨「起義」投共後 手下的人一批批地被拉出去搶斃
——罪有應得、害人害己的右派分子

幾乎沒有一個逃得出被槍殺、被監禁、被勞改、被管制、被批判、被鬥爭的下場;幾乎沒有一個不被整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上侮祖宗、下禍子孫,幾十年都過着屈辱、貧賤、連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的痛苦生活。傅作義投降後,中共就要把他當作戰爭罪犯予以處置;盧漢投降後,手下的人一批批地被拉出去搶斃,陸鏗《回憶錄》對此有極詳盡的記載

作者:武宜三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和中共說話是完全不可相信的,是背信棄義的。不論起義,也不論投降,只要落到他們手中,立即翻臉不認賬。


廣西自治區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運動中,估計有兩萬以上的大大小小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分子。據曉明《反右運動的回顧與反思》一文透露,廣西自治區平樂縣有273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另338人“有右派言論”但未戴帽;邕寧縣有269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平果縣在幹部中劃了108人為右派分子外,又在一般群眾中劃了113人右派分子;貴縣有429人被劃為右派分子,244人劃為中右分子;蒼梧縣有310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合浦縣有433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梧州市有1,034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據45個市、縣的統計,被劃為右派的人數達到11,000人。毛澤東和他的黨徒可謂心毒手辣,僅此一役,便不知毀掉了多少人的幸福,害了多少人的生命,破壞了多少家庭。我在為反右運動受難者紀念網做義工、收集資料中,考查了數以千計的個案,許多受害人都是無辜的,但也發現一些人是有罪的。


一、省長不做做副廳長:國之幹城,奈何從賊


今天談幾個自投羅網而當上右派分子的例子。這些人本是國民政府的高官顯吏,卻因做了叛主的二臣,才自討苦吃,實在是咎由自取。如陳良佐(1887--1968),是陸軍大學第4期畢業生;1922年,任廣西邊防督辦公署參謀主任;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7軍10旅旅長;1927年,任軍事委員會參謀廳2局局長;1928年冬任參謀本部高參;1929年,任第51師151旅旅長;1930年,任第7軍中將參謀長;1931年,任廣西省靖西縣縣長;1933年,任武鳴縣縣長;1935年,任梧州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6年,任潯州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8年,任桂林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8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939年,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1944年,任廣西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並代理廣西省政府主席;悠遊于軍政兩界、蔣桂之間,可謂官運亨通,風雨兼收。


然而,國之幹城,奈何從賊。1949年,陳良佐潛往香港加入了李濟深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為“奔走和平”,實為“投機革命”,煽動內戰,鼓吹叛亂。“為中共做策反工作”,更是對合法的國民政府落井下石。在南寧易手後,隨廣西省政府主席張雲逸回桂,撈了幾個虛銜:廣西人民政府參事、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廣西省政協常委、民革廣西省委常委;還有一個有職無權的廣西省林業廳廳長,也沒幹上幾年,便掉入毛澤東的陽謀陷阱,賠了夫人又折兵,自取其辱。


二、毛澤東背信棄義,翻臉不認賬


還有一個叫賴慧鵬,黃埔軍校第4期。在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借“抗日救國”的口號聯合反蔣時投奔廣西桂系。1941年,辭去博白縣縣長職務後到香港會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並加入了民革。1948年,奉李濟深指示,“回廣西後找個工作,以後共產黨打到湘桂邊境時予以配合”,於是回廣西竊取了靖西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一職;上任後,“結交開明士紳,保護進步分子,擴大武裝力量”。1949年,專署直屬營擴大為保安第6團,並以搞好全區治安為名,報省批准成立“廣西第6區保安協進委員會”,自兼主任委員。這個“協進會”實際上是準備起義的機關。經過一系列準備,於12月13日,3,400餘官兵,數千職員、師生和各界民眾在靖西中山公園廣場召開大會,宣讀《給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起義通電》和《起義宣言》。會後,向廣西各行政專員公署發通電,勸他們也順應時勢,率部起義。經過談判,與中共達成協議:第一,參加起義的官員,自起義之日起,一律以革命幹部待遇,不咎既往;第二,起義人員願工作者量才錄用;第三,不願留下而要求回家的,發給證明和路費遣散回原籍;第四,願意去學習的人員,由政府送去學習。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和中共說話是完全不可相信的,是背信棄義的。不論起義,也不論投降,只要落到他們手中,立即翻臉不認賬;前朝的黨政軍警特,直至教育工作者,鄉村保甲長,幾乎沒有一個逃得掉土改、鎮壓反革命、三五反、肅反審幹、反右派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等連續不斷的以整人殺人為目的之大大小小的運動;幾乎沒有一個逃得出被槍殺、被監禁、被勞改、被管制、被批判、被鬥爭的下場;幾乎沒有一個不被整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上侮祖宗、下禍子孫,幾十年都過着屈辱、貧賤、連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的痛苦生活。傅作義投降後,中共就要把他當作戰爭罪犯予以處置;盧漢投降後,手下的人一批批地被拉出去搶斃,陸鏗《回憶錄》對此有極詳盡的記載。


三、許多國軍將領“起義”後被殺害


陳鞠旅(1899--1964)中將,廣東惠陽人。1937年任第1軍1師2旅3團團長時,參加過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1938年升第1軍1師副師長兼1旅旅長;1941年任第16軍預備第3師少將師長;抗戰勝利後任第16軍副軍長兼94師師長;1948年任整編第203師師長,再升第1軍軍長;1949年9月兼任第5兵團中將副司令官。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邛崍參加起義,後被捕,1964年死於獄中。


陳春霖(1901--1951)中將,四川資陽人,黃埔軍校第5期、陸軍大學特別班第4期。1932年任華北抗日救亡宣傳大隊大隊長,1943年調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軍務處長兼幹訓團教育處處長,1944年任第44軍149師師長,1945年底任軍政部人事處長,1948年任國防部副官局局長兼副官學校校長,1949年任第44軍中將軍長。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郫縣起義。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1983年才得平反。


陳宏謨(1906--1952)中將,四川內江人。黃埔軍校第5期、陸軍步兵學校將官班第6期。1933年任河南省保安團少校大隊長,1938年任軍事委員會駐第18集團軍少將參謀,1949年任川南師管區司令、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獨立第364師中將師長。1949年12月23日在重慶起義,任解放軍西南軍區高參,1952年被判處死刑,1983年才得平反,恢復起義人員身份。


陳克非(1903--1966)中將,浙江天台人。黃埔軍校第5期。抗戰爆發時任第2軍9師25旅49團上校團長,參加徐州會戰、武漢會戰;1939年任第2軍9師25團團長,參加崑崙關戰役;1940年任第2軍9師副師長,1941年兼任澧慈師管區司令;1943年參加遠征軍印緬抗戰,1944年任第2軍9師少將師長;1946年任整編第9師9旅旅長,1948年任第15軍副軍長並代理軍長,再升第2軍軍長兼荊沙警備司令,1949年9月任第20兵團中將司令官。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郫縣率部起義,任解放軍第50軍副軍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湖北省政協常委,民革湖北省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1966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予以平反。


陳膺華(1913--1960)少將,湖南寶慶人。中央軍校第8期、陸軍大學特別班。1942年任第5軍新編22師66團上校團長,參加遠征軍入緬抗戰;1946年任新編第5軍暫編60師少將師長,1948年底任第86軍293師師長;1949年1月15日在天津被俘,同年春獲釋回鄉;在“解放”前夕,參加組織迎接解放軍工作,1957年被捕入獄,1960年在保外就醫期間病故,1985年予以平反,撤銷原判。


陳郁萍(1908--1970)少將,中央軍校第7期、陸軍大學特別班第5期。曾任廣東省保安第8團團長、廣平師管區少將副司令;1945年春任第64軍參謀長,抗戰勝利時在廣東江會接受日軍投降;1948年11月任廣東省興寧縣縣長。1949年5月14日在廣東興寧參加起義,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省手工業局副局長。1970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予以平反。


以上僅僅是從《中華民國“陳氏將軍”》翻到的幾個例子。歷任軍參謀長、代軍長、集團軍參謀長及代司令的田西園,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應解放作戰”,他組織的地下武裝並直接接受解放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的指揮。他還成功策動武漢警察總隊起義,保障了武漢市的通訊交通、水電供應,免遭破壞。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殺掉了。(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他們都是抗日名將,不死於日本人之手,而死於中國人之手,可謂死不瞑目!共產黨畏日本人如虎,卻瘋狂殺害民族英雄,算是天良喪盡。


四、朝鮮戰爭爆發竟是毛澤東殺人的千載良機


1950年,妄圖解放南朝鮮的金日成被聯合國軍打得節節敗北,為了捍衛蘇聯東線的安全,中共奉斯大林之命準備出兵。嗜殺成性的毛澤東把這當作“千載一時之機”,於當年10月10日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為大規模殺降、殺俘開了綠燈,大批相信“不咎既往”而放下武器的“起義”、投誠人員成了反革命分子,一大批、一大批地被集體屠殺。


湖南茶陵籍二十多名國軍中將和少將中,除去港台者外,參加起義或投誠的9人,其中4人被槍殺,3人被判刑;而被判刑的3人中又有2人死於勞改場所。貴州省81個縣的前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為了完成毛澤東下達的殺人指標,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殺掉了。


大批官至將軍的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本是統戰對像,其命運尚且如此,不計其數的中下級軍官、士兵的命運更可想而知。因此,鎮反開始後,沿海地區就不斷發生偷渡香港和逃亡境外的情況,影響所及至今猶有餘波。而僥倖不死的或死者家屬,上世紀八十年代紛紛要求平反。僅湖南一省,列入複查的17,145人中,有13,530人得到平反,恢複名譽。在全國範圍,總共有15萬起義投誠人員被摘去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可見草菅人命、濫捕濫殺到了何種嚴重的程度。


五、熱臉貼上冷屁股:二臣命運早定


1950年1月7日,劉少奇為靖西起義事專門寫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地方性敵偽起義事件給中南局等的指示》:“關於靖西偽專員賴慧鵬及百色偽專員陳漢流宣布起義事,應視為地方事件,即由地方處理,他們的《通電》如鬚髮表亦只在地方發表,而不要在全國發表。以後各地發生此類事件,除個別特別重要的少數民族起義須由中央宣布並答覆者外,均由地方答覆處理。對於這些起義事件的處理方針,應該是力求不用武力解決,而能徹底改編他們的部隊,接收地方政權。如有拒絕調動改編、拒絕接收者,則必須堅決用武力解決之。”冷若冰霜之狀可見,磨刀霍霍之聲可聞。


為什麼賴慧鵬和陳漢流起義事,“應視為地方事件,即由地方處理,他們的《通電》如鬚髮表亦只在地方發表,而不要在全國發表”呢?就是不但不給他們撈取任何“政治資本”,還要把他們搞得灰溜溜,以為以後逐漸消滅他們埋下伏筆。


根據劉少奇這個指示,接管靖西地區起義部隊的會議1月9日在南寧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共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張雲逸,副司令員李天佑,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雷經天,南寧市軍管會主任莫文驊,省政府副秘書長楊德華,解放軍第134師師長黃鵠顯,賴慧鵬代表李如傑等。會議決定派黃鵠顯為全權代表率一個團進駐靖西,主持接收靖西地區起義部隊各項工作,開始接收原靖西專區的武裝、公物、錢糧、檔案。整個接收工作進展順利,未放一槍一炮,被收編的舊軍隊有:保安第6團、第3團第1營,專區所屬七個縣的縣自衛隊、警察局、禁煙督導處、護商隊,下雷警備區署和陳漢流帶來的原百色專署1個連等,共約3,470人。總算“全部妥善安排”,或被解除武裝,或被置於武力監控之中,以便日後一批批地宰殺。


六、投降將軍當右派:屈辱人生


賴慧鵬本人在兩個月後,被調離軍隊和靖西老巢而到省政府安置;接着又隨省人民政府參觀團到北京、武漢、天津、瀋陽、哈爾賓等地參觀。再送去北京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洗腦後,給個有職無權的廣西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農業廳副廳長,以示羞辱。歷來的新主都看不起舊朝降臣,毛澤東和中共更是登峰造極,不是一般的看不起,而是堅決、乾淨、徹底地殲滅掉。果然七年之後,賴慧鵬、陳良佐及一班投機分子,都被打誠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被清洗掉了。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國府廣西省教育廳長、廣西省臨時參議會議長李任仁,也是個投機分子。雖然當了新王朝廣西省副省長,也還是個受氣的角色,他在鳴放中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裏還好一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人民日報》,1957年6月6日)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自然也跑不了。


廣西如此,其它省市也一樣。丁抒《陽謀》中一個中華民國原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主任、第19兵團司令張軫在新王朝受盡屈辱的例子,也極生動。張軫原是中華民國河南省政府主席、華中剿共副總司令,思想卻一貫左傾,身在曹營心在漢,娶了一個年方18歲、實是中共秘密聯絡員的新夫人,在她說服、安排下,暗中去上海與中共接上了頭。1949年,率國民黨軍第19兵團所屬127軍一個師、128軍三個師共2萬餘人在湖北金口、賀勝橋起義;隨後湖南的程潛、陳明仁亦起義,國民黨在華中遂崩潰瓦解;有此巨功,就讓他當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1軍軍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湖北軍區副司令員,並被授予國家一級解放勳章。但不久,便削去軍權,當了掛名的河南省副省長。日子自然過得很不如意。中共號召整風時,他大吐寃氣:


我告訴朋友,我是個黨外人,做掛名的副省長裏面的一個,是個閑散的人,稱不上官僚。


遇着黨員要低頭,開起會來是湊數的木偶,所發表的講話,是黨擬好了的文章,照章一讀,或不須經過照讀的麻煩,黨就在報上替代發表了……官都不成為官,僚是潦倒的潦……


有一次,由於初次不了解黨的規矩,在會的講台上,我以為我是副省長,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哪知領導幹部指責我:“哪個排定你站在這裡的?這裡是省委書記、省長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隨便亂站,破壞會場秩序,是犯錯誤的。”我就知趣後退向台下走,那幹部如巨雷一聲喊道:“張同志你走到哪裡去?你發態度嗎?你真不進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鳴放革命實錄史》,當代出版社)


但悔之已晚,吐寃氣不但沒用,反而被戴上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遭受更大的侮辱。


七、土匪集團的潛規則


中國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土匪集團,土匪集團的根本特徵或曰潛則就是:殺人越貨的時候希望人多,坐地分贓的時候希望人少。這就是中國人所謂“可同苦不可同甘”的極致。也就是土匪、黑幫、流氓團夥經常發生火併的原因。只不過中共、毛澤東尤其不要臉、尤其不擇手段罷了。


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曾經指出,劉少奇在1951年對蘇聯大使通報工作情況時說過:解放戰爭時期,投靠我們的、很少經過考驗的那部分黨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們格格不入。他們當中有的是地主、富農、商人、國民黨分子的子弟,這些人的思想是不純潔的。董必武也對蘇聯大使說:我們清理的重點目標是1947年以後入黨的,進入黨機關的黨員。著名學者傅國涌也揭露一個機密,1949年5月南京易手時,中共中央對處理中共南京地下黨的指示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漸淘汰。”李慎之評論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


事實也正如李慎之所說,各省區市的中共地下黨、城工部,在中共篡政後,都遭到殘酷清洗。湖南省在八十年代列入複查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3,011個武裝人員中,有2,291人被平反了(《湖南省志》)。潘漢年、楊帆、沙文漢、陳修良、袁永熈、陳璉、葛佩琦、謝雪紅等,都沒有好下場,也是明證。自家兄弟,忠心黨徒尚且刀刀見血、萁豆相煎,卻如何容得下降官弍臣來指染他們的勝利果實呢?


對鎮反、肅反、殺降、殺俘、殺人的主觀化、擴大化、隨意化,初時民主黨派人士還敢對中共提出批評。包括李濟深、黃炎培、馬寅初、邵力子、黃紹竑、陳名樞、李書城等舊朝人馬。有的人甚至稱鎮反、肅反是違法、違憲,比之為黃巢和張獻忠。李濟深曾當面責問公安部長羅瑞卿:解放初不是說把舊人員全都包下來嗎?不是說既往不咎嗎?羅瑞卿回答:我們從來沒有說把反革命包下來。可惜經反右一役,包括李濟深在內,都成了鋸嘴的葫蘆,從此心安理得地當起政治花瓶來了。


對他們的批評,中共沒有接受,更不感謝他們,羅瑞卿在1956年7月在一個會議上就把這些人稱為右派。當年他們還是座上客、頭面人物;但在羅部長眼裡,他們已經是右派了,而且說黃紹竑最壞。果然一年後,黃紹竑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對黃紹竑處理也特別重,其它人還象徵性地保留着政協委員或者其它什麼職務,對黃紹竑則全部撤光。


對於反右運動,毛澤東曾在1958年中共八大會議上說:應該保持社會生活的高度緊張,這是查明生長在我們大地上毒草的可靠保證。不緊張就鬆弛了,怎麼緊張?就要鬥爭。保持高度緊張,是團結人民的重要條件。原來,被整、被殺者並不需要有罪,革命需要敵人,沒有罪也可以給你安個罪。


但陳良佐、賴慧鵬、李任仁、張軫、黃紹竑、陳名樞、傅作義、盧漢,甚至黃炎培、李濟深之流,卻都是有罪的。他們昧於情勢、自投羅網、自討苦吃,一罪也;背叛民國、投機革命、為虎作倀,二罪也;害人害己、累及部下、禍延子孫,三罪也。


當然,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劉少奇,是周恩來,是鄧小平,是羅瑞卿之流,這是不可或忘的。


2007年9月9日於酒香書屋


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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