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美国民主黨都是人渣 于 April 16, 2024 05:29:07:
作者：余傑-越戰與反越戰的美国左派人渣的“文化革命”（上）（下）
送交者: 美国民主黨都是人渣 于 November 17, 2023 05:54:10:
天灭中共全世界大同盟
送交者: 埋葬共匪 于 June 04, 2021 06:14:10:
天灭中共全世界大同盟
悼念六四 埋葬共匪
2021年6月4日
越戰與反越戰的“文化革命”（上）
作者：余傑
我們痛恨戰爭，但是我們也喜歡它。我們因越南而變得特殊，成爲負有特殊使命的一代人。戰爭使任何出格的事、任何過頭的想法和行爲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向某大公司的玻璃窗投擲石塊，我們一想到這事爲了支持越南人民，罪惡感就立馬消失。放火焚燒學校圖書館後，我們對自己說：這事爲了支持越南人民。如果說戰爭給我們發了許可證，它還讓我們沈湎于道德優越感而不能自拔。我們比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環境要高尚得多。如果我們犯下了什麽不太體面的小錯的話，從長遠來看，它們終將被美國政府在東南亞犯下的滔天大罪所淹沒。
彼得·科利爾（Peter Collier）、戴維·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
一九六八年冬天，尼克松在大選中以絕對優勢擊敗民主黨候選人漢弗萊（Hubert Horatio Humphrey），《生活》雜志發表封面報道，題爲“尼克松時代即將開始”。但尼克松很快發現，他接手的是一個被媒體妖魔化、被國會瓜分大量權力的分崩離析的白宮。他要解決的首要難題是讓美國體面地從越南撤軍，而撤軍之前必須先在戰場上獲取一定的戰果，才能迫使北越坐到談判桌上。
一九七零年四月三十日，尼克松在電視講話中告訴全國人民：“我們生活在一個無秩序的時代。我們看到，自由的文明在過去五百年中所創造的一切偉大的制度遭受到了盲目的攻擊。即便是在美國，著名大學正在遭受系統性的破壞……在這樣的危機關頭，如果美國表現得像一個可憐而無助的巨人一樣，那麽極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就會威脅到全世界的自由國家和自由制度。”他宣布美國將打擊柬埔寨和老撾的北越軍事基地。戰爭擴大化在國內引發更激烈的反戰運動，並導致首例死亡事件發生：五月四日，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因爲失誤，在肯特州立大學槍殺了四名抗議學生。
經過五個輾轉反側難以入眠的夜晚之後，尼克松決定“微服私訪”——他來到聚集在林肯紀念堂的抗議學生之中，試圖說服學生，但他在現場失去了老練政客的風采，語無倫次地談論著丘吉爾、綏靖政策、沖浪和足球，以及年輕時旅行的好處。他勸告學生們，不要因爲對政府政策的反對而演變成對國家的盲目仇恨，“盡管我們這個國家有許多缺點，它卻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學生們對他的話並無共鳴，一名抗議學生告訴總統：“我希望您明白，我們甯願爲我們信仰之事業犧牲生命。”1
然而，這些學生並不知道什麽是他們“信仰的事業”。他們只會唱鮑勃·迪倫（Bob Dylan）的反戰名曲《風中逝去》：“還要有多少人死去，我們才會真正醒悟過來？這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已隨風而逝。”他們真的反戰嗎？他們真的知道越南發生的一切嗎？他們真的擁抱共産主義嗎？他們是以反抗來宣泄過多的荷爾蒙嗎？還是，他們想要的其實是性解放、毒品與暴力？
尼克森被學生們的玩世不恭激怒了，他對一位現役軍人的妻子說：“我見過美國的軍人們，他們是最了不起的人。但您瞧瞧那些遊手好閑的廢物，您知道，他們正在把校園搞得烏煙瘴氣。如今在大學校園裏的孩子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在上最棒的大學，他們卻在這裏焚燒書本。……”他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他的決策不會受反戰運動影響，他絕對不會將政府的各項職責留給那些“真正的唯物主義者”、那些“奢談理想主義”卻“實行殘酷統治的社會主義者即極權主義者”。2
決定越戰勝敗的不在于前線戰場，而在于三軍統帥的勇氣與意志，而在于白宮的權力更叠。“水門事件”爲南越寫下達了死亡通知書——總司令被妖魔化，這場仗怎麽打得下去？尼克森不是一個讓人尊敬的政治家，算不上“偉大總統”，他與基辛格一樣都是現實主義者，其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存在若幹道德瑕疵和重大政治誤判——如放棄反共價值、一意孤行地訪問中國；但左派利用“水門事件”摧毀尼克松，比尼克松的所作所爲對美國憲制和美國價值的傷害更大。
“萬物分崩離析，中心難以控制”
越南戰爭是美國建國以來唯一的一場“完敗”的對外戰爭（朝鮮戰爭算是打了個平手），對美國造成的“精神內傷”空前絕後。學者約翰·赫爾曼指出：
越南戰爭讓人們對美國神話疑窦重重。美國進入越南時，信心十足，認爲一段讓美國光彩奪目的故事將徐徐展開。未曾想，美國的越南故事與預期背道而馳，美國前前後後的舉動成爲一場激烈文化爭辯的中心議題。從最深處來說，越南遺物瓦解了美國故事，動搖了美國對自身前世今生的解讀。3
作家、越戰老兵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也總結說：“越南戰爭是一場文化、社會和政治地震的震中，自美國內戰以來，沒有哪次事件能將國內民衆弄得如此彼此對立。……我們認爲自己領先世人、品德高尚、所向披靡，沒有曆史的負擔枷鎖和沈痛慘事，可越南戰爭之後，這種自視甚高不複存焉。戰爭或其結局都與我們國家和個人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越南戰爭在此後的半個世紀裏一直是美國“文化戰爭”的中心議題——然而，真正的勝利者，與其說是北越，不如說是西方左派。
就戰爭層面而言，越戰的失敗並非不可避免。後來出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及國務卿的鮑威爾，曾兩度在越南服役，對戰爭本身和美國打這場戰爭的方式，有冷峻的判斷：“在我們走向戰爭時，必須有一個人民理解並且支持的目標；必須動員國家的資源來完成這一使命，然後去打贏這場戰爭。”4然而，美國並未做出充分準備，就已然深陷泥潭。
最先援助南越的是艾森豪威爾。法國慘敗之後，美國組建了宛如“小北約”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將南越、柬埔寨和老撾納入其中。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爾說：“你豎起一排多米諾骨牌。然後你擊倒第一塊骨牌，那麽最後一塊骨牌的命運也在劫難逃：它很快就會倒下。”5隨後，美國支付了南越預算的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五，包括其軍隊的全部花費，維持其貿易逆差。然而，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南越“正在成爲一個永久的乞討者”，“美國的援助如同沙上建塔”。6
美國忽視了最初在中南半島最強勁的思潮不是共産主義而是民族主義，或者說美國錯誤地將兩者混爲一談。遠東問題專家和未來的駐日大使賴孝和（Edwin O. Reischauer）指出，悲劇的原因在于西方國家允許中南半島的民族主義發展成共産主義事業，“我們不去幫助亞洲民族主義，反而與之對抗，是多麽荒謬絕倫的錯誤”。7
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治下，美國在越南的悲劇拉開大幕。還是參議員時，肯尼迪就頻繁使用各種隱喻談論骨牌：越南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基石，是自由拱門的基石，是自由之壩的閘門”，是“亞洲民主的試驗場”和“檢驗美國在亞洲的責任和決心的工具”。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他在總統就職演說中稱：“爲確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勝利，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左派總是會說漂亮話，但要做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又是另一回事。戴高樂基于法國當初的慘痛教訓，警告說：“我預言，你將一步一步陷入一個軍事和政治的無底泥潭中。”肯尼迪卻置之不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肯尼迪派出第一批七千人的美軍去越南，邁出關鍵性一步。他犯下的第二個錯誤是，秘密授權美國支持一場反對南越強人吳廷琰的軍事政變，後者在政變中被殺。吳廷琰雖專制獨裁，卻是南越最能幹的、唯一能穩定政局的人——詹森稱之爲“東南亞的丘吉爾”。吳廷琰死後，南越陷入永無休止的內鬥，將軍們走馬燈式地控制政府，形成一種荒誕局面——美軍幫南越打北越，南越自相殘殺。約翰遜後來說，搞掉吳庭琰是“我們在越南所犯過的最糟糕的錯誤”。
三周之後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肯尼迪本人被暗殺——這一暗殺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個謎。
約翰遜上位後，輪到他犯更大的錯誤了。約翰遜只有二十六歲時，就被小羅斯福作爲潛在的接班人培養。在內政上，約翰遜開始一場升級版的新政，發出ㄔO“偉大社會”宣言，讓白宮成了一部花錢的發動機——通過立法和財政政策徹底戰勝貧困，讓所有美國人都能享受到福利國家的利益。福利開支在政策預算中所占的份額很快超過一半（約翰遜及其“向貧困開戰”的籌劃者們，卻從不將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和事業保險作爲“福利”），貧困問題卻愈演愈烈，正如批評者所說，約翰遜“把錢撒在問題上”。永久性的財政赤字是從其任內開始的。一九六五年，《時代》雜志將凱恩斯放上封面，並宣稱：“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了。”然而，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偉大社會計劃讀本：美國自由主義的失敗》一書斷言：“偉大社會”計劃與自由主義本身都已瀕臨覆滅——在這一年的第一天，約翰遜居然呼籲美國公衆減少境外旅行，以便縮減美國日益增長的國際收支逆差。
在越南問題上，約翰遜宣稱：“我不想成爲第一個打敗仗的總統。”這句話後來在報道中變成了：“我不想丟掉越南，我不想做一個這樣的總統：眼睜睜地看著東南亞走上中國正在走的那條路。”爲贏得戰爭，他采納戰略大師赫爾曼·康恩（Herman Kahn）的“逐步升級”戰略，康恩設計了四十四種逐步升級的戰爭階梯：“戰爭逐步升級是一個『賭決心的競爭』。”
然而，約翰遜既缺乏明確的目標，更缺乏決心。他試圖將這場戰爭局限于使用空軍力量轟炸北越，但轟炸不可能取得決定性勝利。而且，美軍的轟炸在數量、目標和時間上都受到嚴格限制，這些限制完全是政治上的，跟戰術或戰略關系不大。太平洋艦隊司令，海軍上將夏普指出：“我們可以摧毀北越每一台用于戰爭的設備。但那些絕望地搓著雙手的家夥卻占據著舞台中央。……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卻沒有意志去應對眼下的局面。”白宮的主人“像啄木鳥一樣對表面上漫無目標的靶子亂啄一氣”。韓戰中杜魯門政府幹預前線將領的錯誤又在重演。
約翰遜不善于與民衆溝通，他的粗魯的言行舉止和過分表露的情感脾性，使批評者對其政策更加惱怒。他隱瞞戰爭的真相，當軍費不斷攀升之際，他又不願增稅，就只能削減社會計劃的資金。“那個戰爭的婊子，”他後來說，“殺死了我真正熱愛的女士——偉大社會”。他又自我辯解說：“這不是約翰遜的戰爭，這是美國的戰爭。”然而，此前沒有哪個總統曾遭遇過此種令人難堪的人身攻擊：“嗨！嗨！林登·約翰遜！今天你又殺死多少年輕人？”一九六八年，羅伯特·肯尼迪在報紙上撰文，引用詩人葉芝的詩句形容美國：“萬物分崩離析，中心難以控制。”這是民主黨人對約翰遜發出的不信任信號。約翰遜被迫放棄連任競選，黯然謝幕。一九七三年一月，約翰遜在去世前十天所接受的最後一次采訪中哀歎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所有人都相當缺乏耐心，更重要的是，我們相當不能容忍同胞的意見、判斷、傳統和生活方式。他自己何嘗不是如此呢？約翰遜過世時，他人民的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說：他是因心碎而死。8
曾任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國家安全顧問的麥高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後來如此自問：“我最嚴重的錯誤是什麽？”他自己的回答是：“沒有對成功的概率、一方的優勢、另一方的弱勢做出缜密研究。”面對越南危機，這位知識精英沒有對美國戰略的目的和手段做出精准分析。他低估了敵人，整個政府普遍犯的錯誤是沒有分析清楚“敵人如何獲勝，如何恢複元氣後卷土重來”。邦迪認爲，只要美軍部署能達到“朝鮮規模”就能獲勝，他相信“能夠用軍事手段達到政治目的”。他寫道：“我們和約翰遜都沒有問過『胡志明能堅持多久』這個問題。」9
他沒有想到，北越領導人從未動搖過其決心：不惜以任何代價實現清楚的政治目標——完全統治這個國家。他們“目標清晰，令人恐怖”，不在乎美軍的“消耗戰略”，即便以十比一的比例換取美軍的傷亡，也在所不惜。百姓所遭受傷亡，對他們沒有絲毫影響——北越沒有自由媒體和公共輿論，越共無需考慮民意。
共和黨人尼克松以承諾讓美國體面結束越戰而當選。他的策略是“越南戰爭越南化”，讓南越自身強大起來。然而，“水門事件”讓尼克松灰頭土臉地辭職，隨即美國全面中斷對南越的援助。與此同時，北越從中國、蘇聯及東歐得到源源不斷的援助。南越覆滅的命運就注定了。南越原本擁有比南韓更好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如果南存下來，此後未嘗不可能取得像南韓那樣的成功。
一九七五年，北越無視此前達成的協議，發起了一場致命的進攻——所有的共産黨都不會遵守任何協議，這是常識，美國和西方從未理解這個常識。南越軍心和民心都已瓦解，北越軍隊勢如破竹。
尼克松的繼任者福特發表聲明，要求國會重新考慮援助南越，包括撥出緊急軍事援助：“美國如果不願意向那些爲自己的生命而戰的盟友提供適當援助，將會嚴重影響我們作爲一個同盟者在全世界的可信度。”國會卻無動于衷。福特只能袖手旁觀。
四月二十一日，北越軍隊攻入西貢，南越宣布投降。兩天後，福特確認越南戰爭正式結束。海軍陸戰隊的直升飛機從西貢美國大使館屋頂救出美國官兵和僑民。這倉皇逃竄的一幕，是冷戰中美國最恥辱的失敗，象征著美國失去冷戰優勢，天平向蘇聯一方傾斜——這也成爲中美建交的重要原因，這一冷戰中嚴重的戰略決策錯誤，導致中國絕處逢生，並在日後成爲美國最大的敵人。
此後，越南完成統一，與柬埔寨、老撾等中南半島三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數百萬南越軍公教人員被送入勞改營，十萬至二十萬名犯人被處決。一九七零年代後期，越南經濟崩潰，超過一百五十萬難民乘小船逃離越南，超過二十萬人在逃亡路上死去。比中共和越共更激進的赤柬攻入金邊，奪取柬埔寨政權之後，屠殺了兩百至于三百萬“敵對階級”，占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接著，越南因其僑民被屠殺，入侵柬埔寨，推翻了赤柬的統治，並建立親越的傀儡政權。再接著，中國對越南發動“懲戒戰爭”。
越戰的失敗，是多重原因共同導致的結果，有多種責任人。曆屆總統缺乏精准目標、取勝決心和宏觀戰略，受制于國內分裂的政治形勢；媒體、學界和青年學生左傾激進化，以暴力方式展開反戰運動，改變了民衆對戰爭的態度；南越政權腐敗無能；北越堅定意志和殘忍戰術以及從中國和蘇聯得到的巨大援助……這一切，使自由世界經曆了一次重大挫敗。
美國的錯誤是低估了北越對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堅韌和信念。河內早就宣布“沒有任何人類的力量能夠抑制”其民族主義激情。但在美國，“有限戰爭”理念的發明者考夫曼認爲，“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受理性約束的時代”，這種思路正好契合肯尼迪的國防部長、四十五歲時出任福特汽車集團總裁的麥克納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推崇的管理學理念——通過合理的計算和評估，用武力讓敵人意識到“結束沖突比繼續沖突有利得多”，由此實現對戰爭的理性“管理”。然而，成功的商人和企業家未必能管理好一場戰爭。麥納馬拉並不了解人性因素，人類行爲有時並不是理性的，它們荒誕怪異，難以捉摸，因此沒有成爲分析考量的要素。多年以後，麥克納馬拉在回憶錄中承認，越戰升級是“一個錯誤，一個巨大的錯誤”。他概括了美國在越戰中犯下的多達十一個錯誤，包括美國試圖通過軍事策略贏得一個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靈與思想。10
越戰是美國建國以來外交政策的最大挫敗。當初，美軍並未介入中國內戰，雖然中國赤化，但普通民衆大都對此大都無感；如今，美軍卷入越戰這場比韓戰規模更大的戰爭，卻以慘敗告終，五萬多官兵犧牲，數十萬官兵身心遭受重創，反戰運動癱瘓了美國的行動能力和自信心。
美國士兵沒有辜負美國，也沒有辜負自由
越戰的失敗讓美國的聲望和地位在冷戰期間降至最低點。蘇聯、中國等共産黨國家對美國百般挑釁，即便是歐洲民主國家也站在左派立場對美國落井下石。
一九六八年，一萬名西德和其他西歐國家的學生聚集在柏林市中心高呼著：“胡，胡，胡志明！”令人聯想其美國示威者呼喊的：“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陣線必勝！”西德學生領袖魯迪·達茲克（Rudi Dutschke）稱：“告訴美國人，除非你們自己抛棄帝國主義，負責被我們趕出去是指日可待的事情。”11他太健忘了，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將德國從納粹的暴政下拯救出來，他這樣的左派或許早就被關進納粹集中營了。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直到二零二零年，還有大量美軍駐紮在德國，當川普總統宣布裁撤駐德美軍時，表達最強烈不滿的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德國人已經離不開免費的保镖了。
一九七二年，瑞典將美國對越南的轟炸比喻爲“納粹屠殺”——瑞典偏偏忘記了，納粹的鐵蹄橫掃歐洲時，瑞典的所謂“中立”一點也不中立，瑞典從未中斷將鐵礦石等重要戰爭物資輸入納粹德國，納粹德國以此制造武器，所殺死的每個人，瑞典都負有道義責任。
德國學者妮科勒·施萊（Nicole Schley）和莎貝娜·布塞（Sabine Busse）在《美國的戰爭：一個好戰國家的編年史》一書中，批判美國“通往強國的道路是血腥的——以戰爭解決沖突如同一條紅線貫穿著美國的曆史：從印第安人戰爭和獨立戰爭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和越南戰爭，特別是海灣戰爭。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自我意識發展到了極端。在某種程度上，人們的印象似乎是它很願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12這是歐洲左派的自義：絕對的和平主義者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批判美國好戰。他們描述二戰時，竭力使用“中立”、“客觀”的敘述方式。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真相：若非美國幫助歐洲打敗納粹德國、防禦蘇俄擴張，德國要麽仍在希特勒的統治下，要麽由東德來實現統一並淪爲蘇聯的衛星國，那麽，這些德國知識分子恐怕連著書立說的自由都不複存在。美國士兵當年在歐洲爲自由而戰，如今在越南也是爲自由而戰。如果不理解這點，實在不配享有自由。
美國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美國參與的絕大多數對外戰爭都是被迫“卷入”的，包括一戰、二戰、韓戰和越戰。但是，美國人確實是具有戰爭意志和戰爭能力的民族，這一點連沒有到過美洲的埃德蒙·伯克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在勸告英國不要對殖民地人民開戰時指出，“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對自由的熱愛是壓倒一切的特征”，他們習慣了自由，甚至産生了氣勢淩人的派頭。于是，“傲慢往往與自由的精神結合在一起，從而使他們更堅定，更不易打敗”。英國的殖民野心一旦與之相碰撞，必將“燃起一片行將毀滅我們的大火”。13之後事態的發展，被其不幸而言中。
如果說韓戰是最漫長的冬天，越戰就是最漫長的夏天——在越南，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這個夏天持續了十一年之久，越戰老兵菲利普·卡普托描述說：“我們長達數周之久留在偏遠的前哨，像原始人一樣生活，四周是全然不識、望不到邊的稻田和雨林。瘧疾、黑尿熱和痢疾雖然不像以前的戰爭那般會奪人性命，仍然會傷人健康。幹燥季節，烈日炙熱難耐，雨季時節，大雨不歇，我們被淋得全身麻痺。白天，我們在深山雨林裏辟路行軍，樹林深幽，不得不謹小慎微。夜晚，蹲坐在泥濘的山洞裏，把血管裏的螞蟥一根根拔出來，還要警惕敵人從鐵絲網那頭的暗處向我們開火。”14
參加越戰的士兵多是貧民、農夫、技工、建築工及其後代，參軍成爲他們改變個人命運和展示愛國心的方式。將數十萬“紅脖子”家庭的士兵派往越南的是華盛頓的政治精英，而高官顯貴的親兒愛女則通過特權運作避免走上戰場——很快，這些就讀于常春藤名校的權貴子弟站在反戰第一線，以反戰來顯示其崇高和正義，居高臨下地羞辱和攻擊越戰士兵，“往好了說是無知愚蠢、拿著槍的建築工人；往壞了說是精神失常，穿著軍裝的變態殺人狂魔”，在他們看來，每個戰士都罪孽深重。
長期擔任中情局副局長和局長的羅伯特·M·蓋茨在其回憶錄中承認，在他加入中情局的一九六九年，他與中情局的年輕人們深受國內反越戰運動之影響——仇視戰爭、仇視當權派。他們情緒激烈，很多人都參加過在國家廣場和五角大樓舉行的反戰集會活動。“我參加的唯一一次遊行是在一九七零年五月九日——美國入侵柬埔寨導致了這次大規模遊行。”15參加遊行示威是包括中情局員工在內的美國公民的憲法權利，但高亢地參加反政府活動的政府雇員，能在其左派立場與職業生涯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嗎？
參加越戰的美國士兵無愧于祖國，也無愧于自由。越戰中缺乏像韓戰中的麥克阿瑟、李奇微、沃克那樣的傑出將領，但就戰術和戰役層面而言，美軍在越南並沒有戰敗，五萬多人的犧牲並非毫無價值。
越戰中，美軍官兵們用生命譜寫了不朽的史詩。比如，堪與韓戰中長津湖戰役相媲美的德浪河谷戰役，可歌可泣：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早上十時四十八分，美國第一騎兵師第七騎兵團的一個營和北越第六十六團在德浪河谷遭遇。北越正規軍有近四千人駐守，是經過奠邊府戰役錘煉的精銳之師。兩軍爆發了第一場大規模戰鬥。經過三天激戰，北越陣亡一千五百一十九人，美軍陣亡三百零五人，這場戰鬥以北越慘敗收場，北越將南越分爲兩段的計劃因此失敗。這場戰役使北越從此決定避免與美軍正面沖突，改而采取遊擊戰。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北越發動規模空前的春節攻勢。兵力超過三十二萬的北越正規軍和遊擊隊，對南越的兩百多個市鎮和農村地區發動“總攻擊—總暴動”。就連西貢的南越總統府和美國駐西貢大使館都遭到越共敢死隊夜襲。然而，南越民衆沒有如預期發動大規模動亂。北越人民軍在遭受美軍和南越政府軍壓倒性傳統武力的打擊下，大部分攻勢都在最初幾個小時內被擊潰。西貢的戰鬥持續了三天，南越第三大城及王朝舊首都順化市的激戰持續了一個月，美軍溪生基地的反圍困戰持續了七十六天。北越部隊約四萬五千余人陣亡、四萬余人負傷。
一九七二年三月，北越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動員全部北越軍事力量，發動比一九六八年春節攻勢更大規模的“複活節攻勢”。尼克松下令美國戰略轟炸機對北越大城河內、海防及軍事設施進行全面轟炸。北越的複活節攻勢以失敗告終，損失超過十萬人，武元甲被撤職。
但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戰爭，決定性因素不在戰場上，而在政治領袖的辦公桌上。越戰期間的幾位總統及其決策圈在政治上都有致命缺點，他們還不如韓戰時期的杜魯門，他們讓本來可以獲勝或者至少可以成功撤出的戰爭滑向了不可遏制的失敗，用麥克納馬拉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沒有建立一個由高層文武官員組成的專門機構，從而對那裏的工作進行詳盡而專門的指導。……我們沒能把最基本的問題公之于衆；而我們對此疏忽也沒有清醒的認識；總統顧問班子中對戰爭進程的深刻分歧既沒有被擺上桌面來探討，也沒有最終得到解決。”16
在戰爭期間，美軍確實出現了若幹暴行。越南戰爭是兩種最苦楚戰爭的綜合體——內戰和革命，另外再加之叢林作戰的凶險。早在美軍到來之前，二十年的恐怖主義和手足相殘，已讓這個國家的道德圖譜沒有剩下多少可值得頌揚的東西。美國士兵被送到一個遙遠的“他界”，在他們周邊，沒有任何熟悉的事物，沒有教堂，沒有警察，沒有法律，沒有報紙，也沒有監管力量。印度支那半島的叢林似乎處在創世之初，道德倫理和地理條件都放眼荒蕪。在那裏，士兵們奉命殺人，面對殘酷暴虐的敵人，士兵們的人性也喪失殆盡。他們不能被簡單地劃分爲好人或壞人，他們不是聖人，也不是流氓，不過是美國社會的一面鏡子。17
但是，以西方民主國家軍隊的標准來看，美軍並不比其他國家的軍隊更殘暴，更比北越軍隊仁慈得多。對五角大樓機密文件的研究表明：在一九六七年斯德哥爾摩“國際戰犯法庭”上針對美軍的所有指控都是沒有根據的。例如，把平民撤出交戰地以避開“自由交火”的戰場，不僅挽救了平民的生命，也是《日內瓦公約》所要求的。戰鬥對平民區的嚴重影響是越共戰術的直接後果，他們把村莊變成設防要塞，本身就違反《日內瓦公約》。而且，正是爲保護平民的生命和財産而限制美國的轟炸，才使轟炸如此低效。越戰中被殺平民所占的比例是二十世紀戰爭的平均水平。在戰爭期間，南越人口數量穩步增長，究其原因，美國的醫療計劃功不可沒。在南越，民衆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18可惜，這一切證明因素都不能抵消北越的死纏爛打。
美國士兵在越戰中的榮譽和犧牲不容亵渎，正如麥克納馬拉在其回憶錄的結束之處所寫的那樣：“我們必須面對那些在越南戰爭中永不會歸來的美國人的命運。我們不明智的卷入是否抵消了他們的努力與犧牲？我不這樣認爲，他們並沒有參與決策，但卻響應了祖國的召喚，爲了祖國的利益走上了艱難之路。他們爲祖國及其理想舍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在越南的錯誤並不能掩蓋他們的崇高犧牲，這種犧牲使所有活著的人景仰。”19不是每一次爲自由而戰都能大獲全勝，失敗者仍然是英雄。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剛上任一個多月的裏根總統在白宮爲越戰老兵貝納維德斯主持了一場精心設計的國會榮譽獎章授勳儀式。貝納維德斯是一名退役多年的陸軍中士，他在越戰中冒著生命危險搶救了八名別動隊隊員。在卡特（Jimmy Carter）任內，五角大樓就請求卡特向這位老兵頒發獎章，但卡特拖了下來，直到離任也沒有做。卡特及其身邊的自由派高官，從心底裏就反對越戰，且以越戰爲恥，怎麽會願意爲老兵授勳呢？裏根與卡特截然不同，他親自宣讀嘉獎令，還說了一番尖銳的話，話的含義非常清楚——“應該”向參加過越戰的英雄“表示我們的驕傲”，裏根宣稱，“他們沒有取勝就回到國內，這並不是因爲他們被打敗了，而是他們被剝奪了取勝的機會”。20至于是誰剝奪了他們“取勝的機會”，答案不言而喻。
主流媒體和知識精英：他們以爲在說真話，其實在說謊
美國媒體和文人的左傾，左傾之後肆意造假和無恥賣國，在越戰期間達到了高峰——這些記者、編輯和評論人不認爲他們在造假和賣國，而自以爲站在正義和真理一邊，自以爲是在拯救美國和越南。
在初始階段，竭力主張美國出兵的兩個最強大的鼓吹者是《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華盛頓郵報》寫道：“美國的威信，跟保護越南人民免遭共産主義吞並的努力有莫大的關系。”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紐約時報》聲稱：拯救越南的“代價固然很大，但是讓東南亞被俄國和共産中國所控制，其代價更大”。
然而，隨著戰爭烈度的加劇，民間逐漸産生厭戰情緒，這些媒體迅速轉變立場，搖身一變成了反戰先鋒，卻從不曾對此前支持戰爭的論述作出任何解釋——無冕之王是不必向庸衆道歉的。
狡猾的主流媒體用一種巧妙的看似真實報道的方式來傳播謊言，即便是看上去栩栩如生的照片，也會傳達與真相截然相反的訊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南越警察局長阮隆將軍向一名越共團長阮文斂頭部開槍將其處決時，美國記者亞當斯拍攝下一張“子彈在飛”的照片。阮隆在處決阮文斂後，走到按下快門的亞當斯面前，對他說：“他殺了我們很多人，還有你們的人。”然後轉身離開。這張名爲《西貢的處決》的新聞照，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被在世界各地的報章轉載，並獲得一九六九年的普利茨最佳新聞照片獎。
看到這張照片的人無不震驚，進而對南越和美軍作出否定性評價——阮隆將軍被這張照片定位爲一名殘忍的暴君，他對一個身穿便服、手無寸鐵、雙臂被捆綁的背後的人開槍。然而，照片不會告訴你背後的真相：這名被處決者並非平民和善類，他是在一次對西貢周邊地區的襲擊行動中被俘的，他承認殺害了三十四名“反革命分子”，大多數爲南越政府公務員、警察和軍人家屬，包括阮隆的一位朋友和部下阮遵中尉及其全家老小一共六口人。阮文斂的作爲跟後來的伊斯蘭恐怖分子沒有什麽差別，他沒有資格得到戰俘待遇——然而，這些情況對媒體和反戰抗議者並不重要，他們只需要利用這類活生生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反戰立場。21
一九九八年，阮隆因癌症病逝于美國時，亞當斯滿懷愧疚。他回憶道：“我因爲一張一人槍殺另一人的照片而在一九六九年贏得普利茨獎。有兩個人在照片中死去：吃了子彈的人和阮隆將軍。將軍殺死了那個越共；我用相機殺死了將軍。”然而，主流媒體不會刊登亞當斯遲到的忏悔。
在激烈的阿比亞山之戰後，《生活》雜志刊登出兩百四十一名陣亡美軍的照片。配圖文章引用一位士兵寫給家人的信中的話：“你也許讀不到這封信。我草草寫一點。我在山上看到了死亡。”突然之間，美國公衆把死亡與真人面孔聯系上了。
實際上，這兩百四十一名陣亡者中，只有五人是在此次戰役中喪生的。評論家塞缪爾·劄菲裏指出：“這裏的引用誤導了許多讀到這篇文章的美國人，讓他們誤以爲照片上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猛攻阿比亞山時犧牲的。”
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尼克松總統被迫命令美軍駐越司令艾布拉姆斯將軍（Creighton Williams Abrams, Jr.），一定要避免“如此大規模戰役”——這一新政策將成爲“保護性反應”的一部分。束手束腳、患得患失的戰爭如何打下去？
媒體成功地將這樣的觀念灌輸給受衆：美國在打一場“毫無希望”的戰爭。媒體不僅無視美軍的任何成功，而且往往把越共和北越的受挫描繪成勝利。媒體的誤導，在處理越共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的“春節攻勢”中達到一個決定性頂峰。
那次戰役，南越軍隊和美軍大獲全勝，媒體卻大肆渲染越共遊擊隊對西貢的南越總統府和美國大使館的攻擊，以及越共在順化的戰鬥中暫時取得的優勢。媒體將這次勝利扭曲成美國的一次決定性的失敗，以及越共的一次重大勝利——其重要性不亞于越共打敗法國人的奠邊府之戰。北越的這次攻擊在軍事上慘敗了，但在媒體上卻呈現爲北越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一次重大勝利。在美國人的起居室的電視劇上呈現出來的畫面是美軍的混亂、驚恐和死亡。電視評論家傑克·古爾德（Jack Gould）寫道：“對巨量的電視受衆而言，他們看到的可怕畫面確定無疑地形成了這種印象：越戰的傷痛是慘烈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看似中立的分析，是不完整的。”
一九七七年，專家對當時的新聞報道做了詳細研究，揭示了這種顛倒黑白是如何發生的。22南越人民在絕望中的反抗極少被報道，而北越和胡志明卻被描述成民族獨立的奮鬥者——他們的濫殺無辜、他們在土地改革中的暴行，被左派媒體刻意遮掩地嚴嚴實實。
美國主流媒體和文化名流在無限醜化本國政府、本國軍隊的同時，爲敵人唱起了贊歌。作家、女權主義者、文學評論界的教母式人物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專欄文章中說，北越是一個理想的地方。23
演員簡·方達（Jane Fonda）應邀飛抵河內，受到北越領導人親切接見，在北越的高射炮旁擺姿勢照相——而此時，美國飛行員正被這樣的高射炮擊落、殺害或囚禁，遭受酷刑。在二戰中，這種爲敵宣傳的行爲必定會被以叛國罪受到制裁，簡·方達卻爲所欲爲，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這足以表明美國的法治已崩壞。
美國的反戰積極分子全盤接受北越的宣傳——北越說，他們供給美國俘虜的食物要比給自己人的還多，因爲“美國人比我們高大”。戰俘邁亞·登頓盡管不能公開說，但還是發出一份情報——他根據摩爾斯電碼眨眼睛，送出的情報是令人膽寒的“酷刑”一詞，但沒有媒體願意報道這個事實。簡·方達這樣的賣國賊風光一時，越戰老兵和戰俘卻無人問津。美軍只能對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簡·方達的痛恨——即便這樣的行動被左派知識分子視爲“落後于時代的奇怪行動”和“病態的仇恨”——簡·方達的照片被貼在軍隊的小便池上（目標處）；通常在熄燈後，美國海軍會有一個下級軍官大聲喊：“晚安，簡·方達！”大家都回應：“晚安，婊子！”24
其實，簡·方達及其同仁比爲生活所迫操皮肉生涯的“婊子”壞多了。他們在傳播假相的同時，也刻意隱瞞真相——尤其是北越的暴政。中情局西貢分局局長薩利文在回憶錄中指出，最早從一九六三年起，越共就采用剖腸、分屍手段來進行心理戰。越共暴行包括在順化殺死三千名平民，許多人是被棍棒打死或活埋的，以及在達山村用機槍和火焰噴射器殺死數百平民。北越軍會折磨美軍戰俘，如在河內旅館中爲了獲得美國人的“悔罪”進行大量酷刑。曆史學者指出，“越共恐怖主義的規模和致命性比起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絕大多數恐怖分子來都有過之無不及”。這些事實並未被媒體報道過。
有的時候，記者的報道會遭到左派的刻意誤讀，連記者本人都無法苟同這種誤讀。著名戰地記者西德尼·尚伯格在一篇關于順化戰役的報道中，描述了一名三歲的越南小女孩，“她的母親被北越的火箭彈炸死，屍體倒在不遠處。火箭彈炸破又灼傷了她的臉和雙臂，她的兩腿也都斷了，但她還是活了下來”。有人給了這個女孩一個橘子，想要使她安靜下來。她雙手緊緊地抓住橘子，但卻沒有因此而平靜。“我想回家，”她不斷地哀哭，“我要和媽媽一起回家。”這一幕盡顯戰爭的殘酷。
一名來自緬因州的年輕反戰活動家讀了報道後寫信給作者說，他想幫助文章中寫到的那個三歲孤女，他認爲，“作爲一個美國人，我們的政府是戰爭的主要發起者，也是這一個別事件的罪魁禍首”。尚伯格告訴他，那位女孩受傷和她母親被害都是北越軍隊造成的，當時北越軍隊故意向准備南逃的平民開火。25這位反戰活動家的同情心立即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似乎只有被美軍傷害的平民才值得被救助，而被北越軍隊傷害的平民就是活該。
美國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完全被媒體對越南戰爭的負面報道誤導和洗腦了。麥克納馬拉在訪問校園期間發現，學校的名氣越大，學生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反對政府的越南政策。他在應邀到母校哈佛商學院演講時，遭到抗議學生的圍攻，學生們險些將他的坐車掀翻。哈佛校方事後致歉說：“這樣的無禮舉動和身體沖撞絕對不應該在大學裏發生。我們對哈佛大學發生這樣的事頗爲震驚。”麥克納馬拉回信說：“我能理解當代大學生對重大問題的濃厚興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這種興趣的願望。有時候，我們的熱情往往會壓倒理智。不過，這種出格的行爲不應該成爲壓制人們表達反對意見的理由——表達反對意見是擁有自由的人的特權和原則。”26身爲國防部長，卻被包括言論自由，何其荒謬？麥克納馬拉沒有看透左派的本質：在左派掌權的世界裏，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從越戰到反恐戰爭，極左派知識分子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一直是媒體寵兒。作爲語言學家的喬姆斯基是學院中人，但作爲政治評論者的喬姆斯基顯然是炙手可熱的公共知識分子。新左派的精髓及對“納粹德國式亞美利加”的痛恨在他身上有許多體現。在他看來，六十年代的所有大國中，最應受到譴責的是美國，其自由民主政治是一個幌子，自由市場經濟不過是強權的僞裝，其對外政策十足邪惡，“美國已成爲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國家”。作爲激進反戰分子，他參與多起示威活動，包括圍繞五角大樓組成人鏈，他如此描述說：“成千上萬的青年包圍了這棟他們認爲是——我也認爲是——地球上最醜惡的建築。”
盡管喬姆斯基不贊同斯大林主義，卻支持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真正的社會革命”。他稱毛澤東的中國是一個“公正的社會”：“中國是新社會的一個重要樣板，基層出現了各種非常有趣的事物，無疑，集體化和共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群衆的參與，基于農民達到了一定的認識水平。”他說這段話時，中國剛在五年前發生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他承認北越殺過地主，但辯解說那是爲了鞏固政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采取恐怖主行動是正當的”。他是最後一個爲赤柬大屠殺辯護的西方學者——在今天的柬埔寨，若幹大屠殺實施者已受審並定罪，大屠殺紀念館也對外開放。
喬姆斯基代表了美國最敗壞、全然喪失理性和良知的左翼公知。對越戰的研究無可辯駁地表明，美國並非敗在軍事上。從南越撤軍的原因在于國內反戰運動帶來的政治成本太大。導致這種政治成本不斷增大以至美國政府無法承受的首要因素，則是像喬姆斯基這樣的激進知識分子竭力煽動學生反戰。27
喬姆斯基及其在媒體和學界的同仁們，從未爲當初的言行認錯並道歉，他們繼續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環境反對美國，他不會放棄美國的公民身份和名校的教職，但他對美國的憎恨終其一生不變。澳大利亞曆史學家基思·溫德舒特爾在《僞君子諾姆·喬姆斯基》一文中指出：
這位老激進分子的長期政治實踐表明，他整個生涯的一大特色是：對同樣的事物采用雙重標准。
喬姆斯基自稱是自由論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卻爲某些有史以來最獨裁、最殘忍的政權進行辯護。他的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號稱是讓受壓迫的勞苦大衆翻身做主，但他卻將普通大衆視爲特權階層和權勢群體的無知玩偶而橫加蔑視。他對知識分子的職責的界定是探明真相、揭穿謊言，但他卻通過隱瞞真相和弄虛作假來支持自己心儀的政權。他認爲存在著普適的道德原則，但他卻只用以衡量西方自由民主社會，這些原則並不妨礙他爲自己心儀的政權開脫罪責。他是一位公開指責官僚的官僚。當人們發現他做出了不負責任的誤判時，他總是拒不認錯。
如今，喬姆斯基的僞君子行爲已經成爲一杆標尺，標明他竭力宣揚的左翼激進主義業已墮落到了可悲的程度
越戰與反越戰的“文化革命”（下）
作者：余傑
“一九六八”一代的“垮掉”
反對戰爭、追求和平，在列國、曆代都是一種常見的觀點，反對越戰也在情理之中——反越戰觀點的表達從來都受到美國憲法的保障。但是，將反對美國政府的某一項戰爭決策擴大到反對美國的憲制乃至使用暴力推翻美國政府，以反越戰爲借口掀起一場“文化革命”乃至暴力革命，那就是將反戰運動導向歧途。
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在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如同狂飙突進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運動和環保運動等浪潮共同形成了一場“文化革命”——僅僅比毛澤東在中國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晚了兩年。兩者有一字之差，産生的背景和運行的方式截然不同，但它們的精神源頭卻有相通之處。美國政治思想史家、左翼學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認爲，二十世紀六零年代，毛主義的流行伴隨著第三世界主義的迷戀。畢竟，中國——“天空的另一半”——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國家。毛成功地向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以農民階級的中心角色爲基礎的革命模式，這種模式似乎更適合一個全球反殖民鬥爭的時代。不久，中國的“農民共産主義”的吸引力通過古巴和越南與美國的對抗而被放大了。1
在保守主義評論家約瑟夫·艾普斯坦看來，一九六零年代代表一種摧殘文化、不可理喻的性泛濫與政治爆炸：“六零年代就像是一波席卷全美的海嘯。浪潮可能已經開始退卻，但所過之處的海洋，觸目盡是破碎玻璃、動物屍體和各式各樣的垃圾。”《新標准》雜志評論說：“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場針對心智的陰狠攻擊的余波之中，該場攻擊是六零年代激進運動最令人厭惡的特征之一。其對文化生活的影響一直持續著，而且演發成巨大的災難。可能要結合吉本和托克維爾的天分，才能說得盡整個卑劣的故事。不過，並不需要天縱奇才，也能認知到如此悖違理智所造成的一些惡果。”2
一九六八年，《時代周刊》所說的“內部異見病毒”蔓延到美國很多城市。一首歌唱到：“暴風雨就要來了。”這一年是一個轉折點。約翰遜宣布不再競選連任、馬丁·路德·金和約翰·肯尼迪遇刺、芝加哥暴亂……這一年集中體現了整個六零年代動蕩的全部故事。3
一九六八年伊始，大多數的美國城市都在備戰——建造軍火庫。在底特律，由于四十三人死于前一年的種族騷亂，警方開始囤積催淚瓦斯和防毒面罩，同時請求配備重型武器。
從一月開始，隨著假期結束、學生返校，全美各地大學成爲戰場。
一九六八年的第一個星期，共有五人被指控共謀向年輕人提供違反征兵法的建議，其中包括作家兼兒科醫生本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他公開說希望十萬個、二十萬個，甚至五十萬個美國青年或者拒絕應召入伍，或者在部隊中拒絕服從命令，他的《嬰兒與兒童教育》一書銷量巨大，垮掉的一代就是以他倡導的所謂開放實際上是放任的教育培養出來的。還有一位是耶魯大學的牧師小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也就是小威廉·巴克利批判過的那名左派牧師。4
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日裔校長早川一會清晰地看到了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的本質：
真正的問題不是暴力，而是以激進爲方向的對學術自由的攻擊……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傲慢的精英學生運動的崛起，這些運動的絕大部分成員來自富有家庭，讀著時髦、昂貴的大學。實際上，在美國，我們正開始經曆不發達國家已經發生過的一切，大學生認爲他們是精英，改進一大部分飽受貧困之苦、沒有文化的農民的處境是他們的使命，並且，在必要的時候，起來反抗現有制度並推翻它。5
激進學生領袖馬克·拉德帶領一群學生占領了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辦公室，坐在校長的桌子旁接受采訪，自得地吸著雪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格雷森·柯克譴責說：“我們的年輕人，其數量之多令人不安，他們似乎拒斥任何來源和任何形式的權威，他們藏身于狂暴和幼稚的虛無主義，而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破壞。現在的代際鴻溝，比我所知道的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爲驚人，或者更具有潛在的危險性。”
到了春天，美國大學中的遊行示威已是司空見慣，一個月中大約會有三十所大學發生此類事件，甚至連高中和初中學生也參與其中。二月時在布魯克林，貝德福德-斯泰沃森特區的二五八初中的數百名八年級學生聚集在大廳，占領了教室，還故意觸發火警，向校方要求更好的夥食和更多的舞會。6
民主黨人、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富布萊特在一場聽證會的開場白中指出，美國正在目睹其年輕人的“精神反叛”，因爲“在他們看來，美國已經背叛了傳統的價值觀”。富布萊特將事實弄反了，年輕一代的反抗，不是要捍衛美國傳統的價值觀，而是要將其徹底顛覆和摧毀。對于激進的學生來說，美國的現狀不值得捍衛，他們都是破壞性的一代。他們敵視美國，相信美國的問題症結在于制度，所需要的不是塗脂抹粉，必須推翻重來。曾經做過革命派的民主黨政治人物湯姆·海登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自己就受到我們致力于消除的許多社會病的感染。我們本想建立一個新世界，可是最終卻在十年時間裏自我摧毀了。我們呼喊愛是原動力，卻不能抛棄憎恨。”7
一九六七年，“結束越戰全國動員委員會”組織了在華盛頓的一場反戰示威。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夜幕下的大軍》記載了這一過程，此書也成爲一九六八年最脍炙人口的書籍之一。梅勒在書中承認，反戰運動的參與者是一些“被寵壞的、享受特權和逃避兵役的孩子”，是“美國資産階級被迷幻劑開光的革命小將”。
一九六八年末，宣揚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的激進青年組織“青年國際黨”成立，阿比·霍夫曼是其核心人物。正是該組織讓“雅皮士”（Yippies）一詞從一個驚歎詞變成一個首字母縮略詞，其靈感來源于整晚吸食大麻。霍夫曼後來向警方解釋說：“我們就在那兒，全都飄飄欲仙，在地板上打滾。”
“吸一口飄飄欲仙，辍學讓你擺脫煩惱”曾經是六十年代學生運動中最脍炙人口的的口號。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反戰成了年輕一代人自我放縱的理由。整整一代美國年輕人尚未摧毀美國社會，自己先“垮掉”了。他們在性、毒品、暴力和搖滾樂中揮霍青春、戕害自己，並以此爲樂、以此爲榮。
西方的“文化革命”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富家子弟造反”。共産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幾乎全是富家子弟，沒有一個人是一貧如洗的工農子弟；而當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時候，第一波相應的造反者都是紅二代、都是高幹子弟。
而在美國和西方，六零年代的反叛者很多是中産階級家庭出身，他們是出于對現存秩序和中産階級家庭“無所事事的悲劇”的反感，而以反戰爲幌子開始了叛逆之路。然而，當越戰結束，他們失去了反對的對象，運動很快偃旗息鼓，他們迅速回到主流社會——他們原本就是名校的學生，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們父母的財富和人脈也爲他們提供了在社會上成功的有力幫助。
然而，這些造反的富家子弟將他們的觀念傳遞給那些工薪階層的孩子，後者面臨的風險就大多了——一旦辍學，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再也無法回到學校，找不到工作，難以組建正常的家庭，後來不得不依靠毒品和酒精生活。他們中許多人的家庭被四處蔓延的文化運動搞得支離破碎，因此飽受了冷眼和虐待。由于沒有家庭的支持和引導，這些年輕人感到只能向新文化尋求“自由”，因爲“自由”讓他們降臨到這個世上。他們臉上暴躁和憤怒的表情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學家克裏斯托弗·簡克斯在采訪中表示：“可以這樣看待六十年代，它是一次失敗的實驗，付出代價的只是窮人，其余的人則幸免于難。”8
在城市貧民區，比如紐約中心的哈萊姆區，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嬰兒都是非婚生的，許多母親還是十幾歲的孩子。一九八零年代末，當時年僅三十一歲、對社會充滿報複心理的凱文·沃特金斯對記者炫耀說，他自己同四個女人生下了十九個孩子，其中兩個女人帶著九個孩子跟他一起生活在布魯克林的一所福利院裏——那可是納稅人資助的公社。難道這就是性解放嗎？
當大學生開始吸食大麻的時候，海洛因已經像瘟疫一樣席卷了貧民區。吸毒和犯罪將貧民區的生活真正變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無政府狀態：年僅十三歲的毒品販子趾高氣揚地挎著自動武器在大街上行走。
紐約市區的高中生只有三分之一能獲得畢業文憑，芝加哥和洛杉矶的辍學率比紐約還要高。這些地方有相當多的的成年人不去工作。9
這場“文化革命”破壞了美國傳統的價值體系，“垮掉”的不僅僅是那一代人，而且是此後的幾代人。曆史學家威廉·奧尼爾指出，六零年代的美國已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價值體系失去支撐中心，社會結構缺少凝聚力量。不斷惡化的種族矛盾、貧富懸殊、暴力犯罪、毒品泛濫、未婚生育、福利依賴等社會問題困擾著美國社會。三分之一的兒童出身在單親家庭；二分之一的婚姻以離異告終；三分之一的孕婦的結局是墮胎；四分之一的高中生在畢業前辍學。美國有九千萬功能性文盲。謀殺是十八至三十四歲非裔美國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首都華盛頓被殺人的人比死于越南的士兵還要多。大多數美國人認爲社會環境的惡化是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衰落所致，社會問題就是道德問題或價值觀問題，美國正在經曆一場道德危機。10
這場“文化革命”也包括對貧困根源的看法。當這些新的理念被窮人認同的時候，便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許多新文化忽視個人責任和自我調控，否認成功需要耐心，向窮人鼓吹自我放縱。長期致力于幫助無家可歸者的多伊基金會主席喬治·麥克唐納一開始認爲，無家可歸者都是缺乏同情心的社會造成的，後來他發現，五分之四的無家可歸者都是瘾君子，他們的問題不是買不起房子，而是源自自我毀滅的行爲，這些行爲恰恰是由一種能向他們提供住房、衣食救助和同情的文化所造成的。他最終意識到：無家可歸者真正需要的是周圍的文化向他們傳遞一種自食其力、處事冷靜、注重個人責任的信息。11
“垮掉”的生活絕非常態——人們應當有一種正確的生活，這種生活必須符合人類的本質，必須完全發揮個體乃至全人類追求自由、尊嚴、歡樂的潛力。維護社會秩序、講究個人責任、抑制肉欲膨脹、保持適度清醒、照顧家庭、撫育子女、對人真摯誠實、追求法律允許下的自由。12
恐怖組織“氣象員”：從“文化革命”到暴力革命，再回歸“文化革命”
一九六九年十月，在一場有組織的“暫停越戰日”活動中，全國各地舉行遊行示威。十一月，主辦方在華盛頓動員了二十五萬名示威者參加。尼克松當律師時的合作夥伴、現任總檢察長約翰·米契爾從陽台上望去，感覺“就像是俄國革命”。
這場革命的第一階段是“文化革命”。在大學、司法界、新聞界、基金會、教會等精英組織的領導下，美國文化經曆了一場革命，從而改變了某些最基本的理念和價值觀。“文化革命”的倡導者和實施者是一群自由主義、中間偏左的精英分子，包括輿論制造者、政策制定者和神話編撰者，即律師、法官、教授、政治官員、記者、作者、電影廠和電視台的老板、牧師等等。
“文化革命”包含嘗試毒品和性解放，它的動力還來自人們普遍存在的對整個美國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不信任，以及民權運動和越戰帶來的種種不幸。美國對這些價值觀進行了大量實踐，比如降低打擊犯罪的力度、放松福利政策、迅速進行性觀念的革命、把大學變成新文化的研究場所。“文化革命”最終不僅向窮人傳達了有關性和毒品的錯誤信息，它還影響到美國體制的核心——大學、法律、公共學校、福利制度、精神病院等，進而從具體的方方面面影響了窮人的生活。13
美國文化在六十年代被扭曲了，因而信念與現實脫節、正確與錯誤的標准模糊。“文化革命”的政治層面導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對主義風行一時。六零年代以後，西方的“文化革命”仍在進行。無論是大學中學和小學所教導的、電視節目中所表現的、流行音樂所傳唱的，還是新聞媒體所報道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男人與女人的之間的關系都變得越來越極端，造成了日益嚴重的惡性循環。14
“文化革命”的第二階段是武裝奪權。一九六零年代最大的學生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口頭上說是爭取民主，實際上是要將美國變成共産主義社會。之前的學運以非暴力不合作爲原則，一九六八年之後，校園的抗議變得越來越暴力。在舊金山州立大學校園內，“第三世界解放陣線”成員設置的一條罷課糾察線引發二十五起縱火、三次炸彈爆炸，導致一百五十人被捕。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示威者用自備的警棍武裝起來，與校警搏鬥。學生動亂像一場瘟疫，蔓延到全美的大學。數十年來，高等學府一直是知識分子和文化避風港的象征。但現在，大學被看成權勢集團的堡壘。激進團體發誓要接管校園的權力。當時的加州州長裏根指出：“這是一場遊擊戰爭。”15
有一批更激進的左派青年走上了恐怖主義道路。他們發現新左派整天沒完沒了地討論，制定各種各樣完美的准則，不僅無用，而且無聊。他們于是成立了“革命青年運動”，開始從事具有破壞性的活動。其領導人之一伯納德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獲得法學學位，是激進青年的典型代表——受過良好教育，氣質優雅，美豔動人，來自白人中産階級社區，致力于暴力革命。她在競選活動中回答一名質疑者的問題“你認爲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嗎？”時，盯著對方看了一會兒，然後回答：“我認爲自己是一個革命的共産主義者。”她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16她聲稱：“在一個史無前例的殘暴社會，執著于非暴力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可不會受制于非暴力的原則。”
在“革命青年運動”內部，又産生了一個更激進的地下組織——“氣象員”。其名稱來自于歌手鮑勃·迪倫的歌曲《地下思鄉藍調》：“你不需要氣象員也知道風向哪裏吹。”他們號召組建“白人戰鬥力量”與“黑人解放運動”聯合，和其它激進運動一起達成摧毀美帝國主義的目標，並最終建立一個共産主義世界。“氣象員”建立了對美國政府的“作戰部”，制定作戰規劃。除去公開的遊行示威活動，更重要的是進行武裝遊擊戰爭。爲了保存革命實力，決定參與武裝鬥爭的成員，全都轉入地下秘密活動，故而又有“地下氣象員”的稱呼。
傑弗·瓊斯是“氣象員”的重要領導人，也是伯納德的同居戀人。傑弗·瓊斯感到了軍事行動的必要性，開始想到了人民戰爭和遊擊戰，認爲那樣才能掀起社會大動蕩，將國王拉下馬。他提出了一整套關于美國革命的理論：美國黑人和貧民區的暴動是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組成部分，是全球的農村包圍美國這個城市中心。白人將在資本主義的大牆內毀滅；美國革命者既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布爾什維克，也不能看作是毛澤東主義者，只能通過自己的方式制造混亂，推翻美國，最終讓道德上優越的第三世界來統治。17
“氣象員”一夜之間就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了，大約有三百多名中堅分子。他們的領導層秘密赴古巴求取“革命真經”。在古巴，他們備受矚目，還與北越的高級代表團會面。北越代表團的阮團長嚴肅地對他們說：“戰爭正進入最後階段。你們一定要盡快發動武裝鬥爭，起到先鋒隊和領頭羊的作用。”越南人向“氣象員”們贈送了戒指，這些戒指是用被擊落的美軍飛機的殘片打造而成的。“氣象員”的一名成員事後說：“我們充滿了罪惡感——戰爭已經進入關鍵階段，我們到底准備爲在越南犧牲的同志做些什麽呢？”18
“氣象員”們受訓回國後，購置並儲存槍支，然後在荒郊野外聯系射擊。他們有時也隨身攜帶武器，充當領導人的警衛。
對性的束縛也逐漸打破了。他們提倡“砸爛一夫一妻制”——這是性觀念上最後的一點資産階級殘余。其領導人比利·艾爾斯聲稱：“任何認爲人可以對另外一個人負責的看法，也同樣會把其他人排除在外。我們必須打破這樣的觀念，以建立一個集體。”他們常常舉行“全國狂歡”式的群交聚會，他們的名言是：“人們操在一起，就會戰鬥在一起。”19
一九六九年，當芝加哥法院開庭審理八名左翼恐怖分子時，“氣象員”鼓動激進學生“向芝加哥進軍”。他們的口號是“把戰火燒到國內”；歌曲《點燃我的火焰》變成對縱火的呼籲；與雙關語“拿起武器”放在一起的，是槍支和炸彈的圖片。
十月八日夜，“氣象員”發起一場名爲“全面戰爭”的搖滾音樂會。原本指望數萬人參加，卻只來了數百人。爲了掩飾其宣傳的失敗，他們用更極端的暴力展示力量——拿起棍棒、鐵鏈、石塊，沿著克拉克大街一路橫沖直撞，打壞商店櫥窗、居民窗戶，砸毀芝加哥北部富裕的黃金海岸社區的汽車。警察設置路障阻止人群前進，他們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地一間衛理公會教堂開門爲這群暴徒提供庇護。
次日，一位示威者表示：“昨夜是我們的一次開始。今夜，統治階級和他們的富人區墮落分子將膽戰心驚地走在街上。如果他們以前沒有明白這一點，他們最好現在想通：他們就是敵人。”在激進學生看來，你若不就是革命的一部分，就是反革命。20爲暴徒提供庇護的教會，顯然也是革命的對象。
一九六九年的最後一周，“氣象員”在密歇根州弗特林舉行了一次“戰爭委員會”會議，起草了一份政治綱領，主要內容是實行一系列精心策劃的針對政府和執法機構的恐怖活動。他們儲備炸藥，准備在全國實施爆炸行動。
一九七零年三月六日，“氣象員”的成員在格林威治村組裝一枚釘子炸彈時發生爆炸，三名成員當場被炸得粉身碎骨。但這起事故並未阻止他們的恐怖襲擊計劃。
五月，“氣象員”向媒體傳遞了一份題爲《戰爭狀態聲明》的文件，以此向美國政府“宣戰”並開始炸彈襲擊。他們攻擊的目標大多數是政府建築和銀行，他們通常會在發動恐怖攻擊前夕發布抗議事因。例如，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攻擊美國國會大廈，是爲了“抗議美國入侵老撾”；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九日攻擊五角大樓，是爲了“報複美國轟炸河內”；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攻擊國務院，是爲了“抗議在越南的戰事擴大”。在作爲地下組織運行的六年間，“氣象員”聲稱對二十多起爆炸事件負責。
在一系列反政府暴力活動中，“氣象員”的得意之作是一次成功的劫獄行動。這次行動將著名囚犯迪莫西營救出加州男子監獄。迪莫西是心理學博士，曾任伯克利大學心理學副教授、哈佛大學講師，一貫主張毒品合法化，他的入獄是因爲家中藏有毒品。“氣象員”將迪莫西從監禁處劫走，連同其妻子一起秘密送到阿爾及利亞。21一個國際販毒組織“兄弟永恒友愛會”付給“氣象員”兩萬五千美元作爲犒勞費。
“氣象員”聲名大噪，引起青少年的崇拜。街頭混混在一番惡作劇之後，往往留下“氣象員”的標志——一個大寫字母 M ，中間一道閃電貫穿——就像佐羅所過之處用劍尖簽名的“Z”。
一九七三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後，由于失去了反對的對象，“氣象員”組織開始衰敗，部分成員參加其它激進組織，亦有部分成員繼續從事犯罪活動而被捕。該組織在一九七七年宣布解散。
“氣象員”得到共産黨國家和美國的一些左派富翁的秘密資助，所以其領導人一直可以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其普通成員則連基本的衣食都得不到保障。這是左派團體的理論與實踐完全脫節的尴尬。一位從軍隊開小差、參加該組織的成員發現，該組織的等級秩序不亞于軍隊中的將軍與士兵：“他們好像從來不工作，完全靠激進的律師和有錢的朋友生活。這些人告訴他們最想聽的奉承話——他們是多麽勇敢的革命者，而我們這些人還得辛辛苦苦地工作並保全他們的名聲。我們當中很多人一無所有，而他們卻吃得好穿得暖。”22
殘存的“氣象員”成員，回歸社會後，很多人順利進入了學院系統。他們放棄了以暴力革命推翻美國政府的企圖，卻從未對過去的罪行有過反思和忏悔。他們從“文化革命”轉入暴力革命，又從暴力革命退回“文化革命”——這是那批人的生命三部曲。
一九八一年，伯納德與同居男友、也是前“氣象員”領袖比爾向警方自首。他們前後各做過一屆“氣象員”的主席（伯納德在位時，該組織向正統馬克思主義靠攏，她甚至采用了斯大林時期的舊稱謂——“總書記”），都被列爲聯邦調查局首要通緝的十人名單。
此前多年，他們就已經遭到新成立的“草原之火”（名稱來自毛澤東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組織委員會的批判——新的領導人威恩·林達格拉夫憑藉其在共産黨宗派鬥爭中獲得的豐富經驗，將伯納德等元老打成“機會主義者”，並逼迫他們認罪，然後再將他們開除出去。
伯納德服刑不到一年即出獄，後任西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兒童和家庭公義中心主任、人權組織的負責人。比爾則成爲伊利諾伊大學教育學教授，始終堅持“氣象員”的理念——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他對《紐約時報》說：“我並不後悔放置炸彈，我相信我們只是做得還不夠多。”
一九八一年，“氣象員”成員凱西和蘇珊一起參加“黑人解放軍”策劃的搶劫紐約州運款車行動。行動中發生槍戰，兩名警察和一名警衛被打死。凱西當場被捕，後被判處二十二年徒刑。蘇珊成功逃遁，直到三年後因爲運送和儲藏炸藥、非法藏有自動步槍、使用假證件等罪名被捕。當時，她沖著圍觀群衆喊：“我們只是被逮著而已，我們並沒有失敗”、“武裝鬥爭萬歲！”
蘇珊被判最高刑期五十八年，在獄中獲得文學碩士學位。二零零一年一月，克林頓最後一天在白宮辦公，簽署了對蘇珊的特赦令——左派對左派有著天然的同情心。
蘇珊仍然堅持暴力革命的觀念，出獄時對記者說：“我認爲激烈的暴力來源于我們賴以生活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要對種種暴力形式負責。”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漢密爾頓學院聘請蘇珊出任比較文學教授，在教育界引發軒然大波——人們直呼蘇珊爲“恐怖教授”，恐怖分子當教授，能教育出什麽樣的學生來呢？來自搶劫案發生地點的學者更是激烈反對，他們不能遺忘當年血腥現場給當地居民造成的震撼。
左翼學者居然以學術自由爲理由爲此辯護，該學院的教授羅伯特·帕昆特說：“若是希特勒能活著，以一個作者和社會活動家身份申請教職，也能在這裏找到一份工作。他可以給我們帶來與衆不同的視野，觀察德國曆史。”不知德國人若聽到此種高論，當作何感受？
在二零二零年席卷全美的“黑命貴”運動中，“氣象員”又沈渣泛起，成爲其中重要的策動力量，很多打砸搶行動，都有該組織成員教唆和策劃，它那個觸目驚心的標志，頻頻出現在暴力活動現場。
彼得·科利爾、戴維·霍洛維茨曾經作爲左派的一員，看清了其敵意的不良用心，左派在其國際主義計劃破産後轉向發動文化戰爭：“激進派沒能在六零年代燒毀大學，到七零年代卻紛紛進了研究生院，以響應德國新左派盧迪·達奇柯的號召，完成通過現存國家機器鬧革命的長征，而現在他們進入各大委員會，確保那些與他們思想一致的人得到雇用。”因此，今天的美國大學深陷于危機之中：“大學已成爲反美主義的最後庇護所，這是六零年代留下的最持久的遺産。在學術界被控制的氣氛裏，怪異的理論階層正在培養出來。當代大學的一個主要動力是解構主義，懷疑真理。另一個動機是種族-階級-性別理論，試圖形成一個後斯大林版的無産階級，主要在惟權力現實中淪爲犧牲品的群體組成。”23
越戰早已畫上句號，作爲越戰後遺症的“文化革命”卻如同癫痫一樣，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美國社會爆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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